在中国90年辉煌历程中，天津涌现出一批党的优秀儿女，他们为党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张太雷是其中杰出代表之一。这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早期重要领导人、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犹如冲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浓重阴霾的惊天春雷，在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上留下光辉印记。天津是张太雷革命生涯的起点。
张太雷青少年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剧变中。张太雷，1898年6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原名复，谱名曾让，字泰来。投身革命后改名椿年、春木、太雷。他8岁丧父，靠母亲给人帮工维持生计。因聪颖好学，成绩优秀，得亲友资助，学校减免学费，才能继续求学。中学时代受到进步教师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正在常州府中学堂预科学习的张太雷，与同学瞿秋白等剪掉辫子，表示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憎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和老师、同学上街庆祝，进行革命宣传。1915年，张太雷参加抗议日本提出旨在的“二十一条”和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的运动。同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因北洋大学法科年限短、学识新，转而考入北洋大学预备班。从1916年初开始了在北洋大学历时4年多的学习。
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校风严谨求实，人才辈出。张太雷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努力汲取知识，同时关注和思考着时事变化和国家命运。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处于战乱不休、列强欺压的内忧外患之中。1918年，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张太雷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并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代表，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代表郭隆真、南开学校代表马骏等建立了联系。1919年2月，为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真理，他在北洋大学发起成立进步团体“社会建设会”。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太雷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多次参加集会，并深入塘沽、大沽等地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8月，在抗议山东镇守使马良爱国群众的请愿斗争中，张太雷作为天津代表之一，赴京要求释放被捕代表。五四运动期间，张太雷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并与马骏、于方舟等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者结下战斗情谊，他的思想也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四运动期间，张太雷逐步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早在1918年，张太雷即到北洋大学法科教授福克斯（美国人）创办的《华北明星报》做兼职工作，以获得部分生活来源。在此期间与同在该报当编辑的俄共党员鲍立维（柏烈伟）相识，并为鲍立维做翻译。在这些勤工俭学性质的工作中，他秘密翻译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新貌的文章，进而精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张太雷还从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受到进一步影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为具有爱国民主主义思想，对军阀黑暗统治强烈不满，一直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张太雷打开了新的视野。他在与同学谈话中表示：“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1920年3月，当李大钊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张太雷与于方舟、韩麟符、安幸生等，率先参加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俄共党员维经斯基奉命到中国，经鲍立维介绍与李大钊等建立联系。维经斯基在北京期间多次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举行座谈，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对华政策，还带来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等一些记述十月革命的书刊。张太雷多次参加座谈，并为维经斯基担任英语翻译。从维经斯基的介绍和说明中，张太雷了解到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坚定了以无产阶级革命改造中国的信念。
1920年6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后，往来京津之间，为革命奔走。10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建立了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任书记。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后，张太雷和团员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办了宣传工人运动的报纸《劳报》，并在长辛店、唐山铁路工人中开展宣传发动工作。11月，加入在北京的中国早期组织，成为天津最早的员和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以革命事业为己任，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3月星欧官方网站，张太雷作为中国早期组织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抵达伊尔库茨克，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担负起中国早期组织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工作。不久，他在远东书记处书记舒米亚茨基帮助下，起草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后又得到陈独秀批准及共产国际同意，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于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大会期间，他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这份文件与致共产国际的报告，是中国正式成立前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大会期间，张太雷还与以社会党名义混入大会的江亢虎等政客和其他投机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挫败了他们在共产国际谋求合法地位的企图。张太雷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与了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前期筹备工作等。张太雷这次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之行及其在共产国际的大量工作，为加强中国早期组织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在国际运动舞台上展示即将正式成立的中国的形象，做出了杰出贡献。
1921年8月，张太雷奉命回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和助手。中国成立之初，党的领导层与共产国际代表在与共产国际、与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矛盾和分歧。张太雷从大局出发，积极沟通和协调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关系。1921年12月下旬，张太雷陪同马林抵达桂林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见。返回上海后，马林向中央提出加入的建议，未被接受。不久，共产国际及俄共（布）中央指派达林作为全权代表继续与孙中山谈判。张太雷又受党中央派遣，作为达林的翻译和助手继续协助这一工作。1922年4月27日至30日，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就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讨论。张太雷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联合以及加入都是必要的”。会后不久，党中央于6月15日发表《中国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表示“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是目前最切要的工作。6月16日，陈炯明公开发动叛乱，炮击，要孙中山下台。党中央迅速表明支持孙中山的立场。7月，张太雷受中央局派遣，赴广州对广东党组织支持陈炯明叛乱的错误进行处理，改组广东党组织，对陈公博等人予以处分。7月16日至23日，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邀请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明确提出党的关于民主革命分两步走、必须建立联合战线的思想和主张，这在党的创建史上是一个大的飞跃。
与此同时，1922年4月，张太雷受党中央委派，负责全国各地青年团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主持制定了团的临时章程。1922年5月5日至10日，张太雷与施存统等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致开幕词，作团纲和团章草案报告，并在会上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后，青年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呈现出蓬勃开展的新局面。
二大后，国共两党以何种形式合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马林提出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员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建议。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8月29日至3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使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张太雷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马林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成为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此时，经历陈炯明叛乱沉重打击、辗转回到上海的孙中山，经与李大钊等会谈，赞成员加入，并同意改组。在这一过程中，张太雷“利用与上层人士接触的机会，向孙中山及人士做了不少的解释工作”，“这些因势利导的进言，具有一定的说服力”。9月4日，由孙中山及张继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第一批加入。1923年6月，张太雷出席党的三大。大会做出全体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同时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决定。至此，中国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现了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决策和实际步骤，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张太雷在党的事业赋予的特殊机遇和使命中，出色地承担起沟通和协调党与共产国际、与上层联系的重大任务，在中国创建时期做出特殊贡献。
此后，张太雷在四大、五大上相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南方局书记。1927年12月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海陆军委员。12月12日在广州指挥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作为天津第一位员，张太雷是天津人民的骄傲。对张太雷在中国、共青团和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党和人民给予高度评价。1981年，在庆祝中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将张太雷列入创建时期12位重要领导人的行列。1998年，在纪念张太雷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对这位党的早期领导人做出高度评价。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张太雷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张太雷和无数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将永载史册，激励当代中华儿女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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