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岁女童因在飞机上哭闹被陌生人关进机舱一事引发舆论热议，网友对于这一事件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人们对于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看法千差万别。当下，人们如何做出生育或是不生育的决定？生育一个孩子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近期出版的两本英文新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为什么要生孩子？关于矛盾心理与选择》（What Are Children For? On Ambivalence and Choice）一书的作者阿纳斯塔西亚·伯格（AnastasiaBerg）和瑞秋·怀斯曼（Rachel Wiseman）是两位年轻的女性哲学学者。在本书中，她们从经济因素、女性主义、哲学、文学、道德、宗教等层面出发，对当下很多年轻女性对于要不要生孩子的矛盾情绪进行了探究。

　　近日，《公益》（Commonweal）杂志网站刊登了伯格和怀斯曼此前做客该杂志旗下播客节目时的访谈内容。在这篇题为“生育还是不生育（To Have or Have Not）”的访谈文章中，怀斯曼指出，关于人们对生孩子的态度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为什么如今人们越来越少生孩子，存在两种叙事框架：一种是以第一人称书写的超主观叙事，例如描摹要不要成为母亲的矛盾心理的小说，也包括大众媒体上的引战专栏文章，这些专栏作者往往以气候变化、经济因素或者没有合适的男为由宣传自己不会生孩子；另一种则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认为今天的人们不生孩子是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世俗化，因为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经济条件，甚至因为数量的下降。而在她和伯格看来，要理解这种矛盾情绪，就必须从人们生活中显著的实际考量、担忧和顾虑出发。因此，她们从关于经济承受能力的现实考虑、关于母亲身份如何融入一个被赋权的、有知识的女性的生活的女性主义考虑出发，然后进一步谈到气候变化问题，而气候变化问题背后潜在的哲学问题是，在明知未来的人类会遭遇甚至持续面临伤害的情况下，在今天如何合理化让更多的生命诞生这件事。

　　伯格则在访谈中指出，孩子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孩子被认为是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代际传承被认为人类生活的本质。现在的新情况是不仅仅是人们发现生孩子的好处变少了，而是人们认为生育孩子只是众多可供选择的人生计划中的其中一种。一旦采用这种框架来理解生育，那么和生活中可以追求的其他事物相比，孩子几乎总是意味着成本、牺牲和风险，人们很难将其合理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孩子的角色不再是不言自明的，“母职使命”走向了终结。过去，女性主义者把母职看作一个重大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人们都在争论母职应该在女性生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反对母职的女性主义者强调母职是压迫女性的种子，它将女性捆缚在家庭之中，使其无法参与社区中的经济、政治、知识和道德生活。支持母职的女性主义者则强调母职在女性生活中可能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乃至尝试思考如何将内在于母职的价值普遍化。但今天剩下的只是一个微小的共识：每个女性都有权为自己做出选择。今天的女性主义者既不想说女人不应该生孩子，也不想说每个人都应该生孩子，于是选择权被交给了每一个女性，而这会导致女性最终在决策中被孤立。她们没有一个公共领域来讨论这个问题。即使在个人生活中，男性参与讨论也几乎成了禁忌。必须让女性自己做出选择的理念已经被转译成了女性必须在伴侣作为被动的旁观者的情况下自行决定是否生育。这对男性和女性都不是好事。

　　一则早些时候发表在《今日基督教》上的书评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阐述。有时男性的这种被动态度可能是出于好意：如果母职的代价真的像我们的文化所认为的那样高昂，男人怎么能要求他心爱的女人接受这样的命运呢？但在两位作者看来，乍看之下的无私顺从（“如果你想要孩子，我们可以要一个”）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回避策略：“当你想要选择一部电影或是从哪家餐厅点外卖时，‘你想要什么都行——你来决定’这个回答就够烦人了，用它来回答‘你想和我一起生个孩子吗’则让人无法忍受。”

　　回到访谈，伯格还提到，当代反生育主义潮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早期开始，人们提出了这样的哲学问题，即人类的生活如此悲惨，充满了伤害和磨难，是否最好不要延续下去。这种论点有两种论证形式，一是苦难论证，因为人类生活充满了实际的和潜在的不幸和风险，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最好从未出生过；从准父母的角度，让另一个人承受这样的命运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另一种是邪恶论证，即人类是坏的、恶的以及有害的，这在神学层面指的是人心的堕落和腐坏，在当下的环境层面则指向我们正在破坏地球。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是在理论上抽象地作为智识训练而提出的，但今天的人们却觉得有必要直面这些论点从而合理化自己的生育选择。

　　这本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分别由怀斯曼和伯格单独写作，怀斯曼的章节是关于她决定成为母亲的选择，伯格写的则是她成为母亲后的生活，由此可见两位作者对于是否生育的倾向。该书接近末尾处写道：“生儿育女可能仍然是确认我们存在的最基本方式，这不仅是因为带来和抚育生命是存在的字面意义，也不仅仅是因为做父母是人类个体能够为他人承担的最大责任，最重要的是，人类生命是其他一切存在的条件。”我们拥抱的一切价值，例如创造、艺术、知识、政治运动与变革都建立在人类未来的基础之上，支持人类未来，也就是支持生育的合法性。在怀斯曼和伯格看来，儿童和家庭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深刻的人类伦理问题，她们希望将其非政治化，从而让人们能够做出自由、真实的选择。

　　《纽约客》杂志不久前刊登的“我们应该将自己的孩子视作陌生人？”（Should We Think of Our Children as Strangers？ ）一文则介绍了哲学学者玛拉·范德卢格特（Mara van der Lugt）的新书《生育：创造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Begetting: What Does It Mean to Create a Child?，下文简称《生育》）。该文作者约书亚·罗斯曼（Joshua Rothman）。父母对孩子的了解的具体程度是如此惊人而亲密，然而每一个孩子也是未知的——一个完整的单独的个体，在你的家中过着独立生活。对于养育孩子而言，这种双重性既是挑战也是乐趣所在。

　　罗斯曼写道，在有孩子之前，我们经常会问自己是不是想要孩子，我们会思索有了孩子会不会让我们更快乐或是更成熟，会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是否会在某种意义上充实我们的命运。但在《生育》一书中，范德卢格特指出，我们谈论是否生育时好像这主要是“一种个人欲望和爱好的倾向”，这是完全落后的。在她看来，我们应该站在可能将生的孩子的角度进行思考，他们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存在？是会为出生感到高兴，还是会因为我们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而愤恨？范德卢格特认为，最好将生育看作“一种宇宙的干预，一件伟大、奇妙而又可怕的事情”。我们是在替一个无法被事先询问的人决定人生是值得过的，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任何时候都要为将他们创造出来而承担责任”。

　　范德卢格特指出，在避孕措施被发明出来之前，无论想不想，人们在一生中都在生儿育女。那时，上帝肩负着“造物主”的道德重担，人们困惑地向上帝寻求答案，既然“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为什么要费力创造我们？而今天，我们都成了造物主。

　　罗斯曼指出，《生育》是对当下的重新思考生育伦理运动的回应。以特朗普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为代表的生育主义者从现实、道德和生存角度敦促人们多生孩子，而反生育主义者则认为生育孩子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可能会增加宇宙中痛苦的总量。范德卢格特既不是生育主义者，也不是反生育主义者，她的论点是我们应该直面问题。她发现通常情况下不要孩子的人会被要求做出解释，但或许真正应该做出解释的是那些想要孩子的人。

　　为什么想要孩子？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范德卢格特列出了人们生育的理由，并按照从幼稚的（随大流、无聊、满足父母）到可敬的（意义感，陪伴，幸福，爱）进行排序。但她发现即使是最高尚最真诚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人生可能充满挣扎，也许没有意义，死亡不可避免，有时会很痛苦，“仅凭爱不能让一切变得正当”。她的结论是，生育孩子这件事是如此重大（对于孩子而言尤其如此），没有任何语言能与之相匹。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带着一种如履薄冰的感激之情，对自己承认我们未来的孩子可能会认为我们的作为是不道德的。范德卢格特还引用了一对佛兰德夫妇在市政厅立下的“父母誓言”，在见证者和地方法官面前向孩子承诺诸如安全、适当的教育、不使用暴力以及在冲突发生时牢记孩子的利益。在她看来，虽然大多数父母都希望给孩子提供这些东西，但当你在公开场合对尚未出生的孩子做出承诺时，就相当于谦卑地承认了你的孩子终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一年一度的火人节（Burning Man）在本月落幕，Keith A. Spencer在《雅各宾》的文章指出了火人节的绅士化过程。火人节曾想逃离资本主义的弊端，但最终却重现了这些弊端。

　　火人节可能看起来像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终极“逃离”：每年八月在内华达州的黑岩沙漠中举行的一场无政府主义聚会，充满了烟火表演、裸体、毒品、机器人和奇异的车辆。参与者每年创造的短暂城市，名为黑岩城（Black Rock City），没有企业赞助或广告——没有金钱交换，甚至没有现金交易。

　　你可能会认为在沙漠中露营一周半听起来像是“艰苦求生”的典范。然而，火人节正越来越成为富人的领域。火人节在三十五年的发展中，从由嬉皮士、流浪汉和艺术家组成的小规模活动，演变成了全球精英的必看活动，与巴塞尔艺术展、戛纳电影节、科切拉音乐节和大都会博物馆晚会齐名。在工业巨头中，科技巨头尤其对这个节日情有独钟——谷歌的创始人曾用火人节来考察潜在的首席执行官，而杰夫·贝索斯、埃隆·马斯克和马克·扎克伯格都自认是火人节的粉丝。随着入场价格的上涨和人群结构的变化，经济状况较差的参与者正逐渐被挤出火人节的圈子。

　　火人节会变成富人的度假胜地，这在早期并不显而易见。火人节的早期是一个真正的波希米亚体验，一个为不合群和放荡不羁者提供的避风港。许多长期参与者形容它充满了真实感，比“现实世界”（用火人节术语称之为“默认世界”）还要真实。许多人认为成为火人节参与者是他们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

　　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异化感，在这种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社会互动主要是通过金钱交换，劳动被剥削，怪异性被社会排斥。火人节是逃离资本主义社会交往交易性质的一个途径。然而，这些乌托邦的情感并不是现在想到火人节时的主流印象。至少不再是这样。在过去二十年中，火人节的声誉已经从古怪变成了普通。现在，当提到火人节时，更容易想到那些科技富豪和首席执行官们，他们已经接管了这个节日。

　　每年八月下旬开始的火人节新闻报道倾向于关注伴随活动的极端财富和奢华。火人节现在是创业公司免费送员工去的地方，私人飞机预订公司出售5.5万美元的往返机票，“一站式营地”让超级富豪们花五位数或六位数的费用，聘请一支“仆人”团队在他们到达之前搭建营地。虽然火人节的非营利组织试图阻止一站式营地，但效果有限。根据《旧金山纪事报》去年报道，火人节59%的参与者年收入超过六位数。

　　有关富人带到火人节的奢华生活的报道让许多观察者产生了厌恶，有些人甚至在2023年火人节因一次百年不遇的暴风雨而中断时公开表达了幸灾乐祸的情绪，这场风暴让汽车陷入泥潭，困住了成千上万的人。确实，看到一群淋湿的风险投资家不得不在几天内节省食物和用桶上厕所，谁会不觉得好笑？

　　火人节的放任性质使其容易被最富有的人操控。这一切是意料之中的，因为火人节所谓的“激进”原则从未真正明确或激进，它的演变成一个富人游乐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火人节早期的故事相比于今天的规模显得有些过时。1980年代，一群朋友，包括拉里·哈维（Larry Harvey）和杰瑞·詹姆斯（Jerry James），在旧金山的贝克海滩（Baker Beach）举办派对，最后以燃烧一个木制偶像作为高潮。自1990年起，当这个可燃木偶越变越大，公园官员提出了异议，这个活动被转移到了内华达州的黑岩沙漠，并获得了土地管理局的许可。这个平坦而恶劣的沙漠画布非常适合他们的“激进自我表达”实验。这个活动（火人节参与者讨厌将其称为“节日”）迅速发展出自己的文化、风俗和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包括“激进包容”、“去商品化”和“激进自我表达”。

　　它发展得非常快。1990年，第一次在黑岩沙漠举行时，参加者只有350人。到1995年，它的人数增加到4000人，而到了2010年代，它的常客人数通常超过七万人。在火人节存在的那段时间内，黑岩城的居民人数比新泽西州的霍博肯还要多。

　　但火人节的演变和增长遵循了一个任何居住在理想化社区的人都会预见到的绅士化轨迹。“绅士化”这个词可能并不完全合适，因为火人节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社区，像纽约的格林尼治村那样。但它所经历的社会和人口变化与绅士化的过程惊人的相似。

　　绅士化的过程大致如下：在大城市中，拥有便宜租金、充足住房和交通便利的社区开始吸引艺术家迁入。这些波希米亚艺术家与原本的工人阶级居民邻近，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房东更渴望的租客。接下来，投机者将艺术家存在视为提升租金的动机，从而启动开发循环。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艺术家带来的社区的酷炫度增加了物业价值，同时也使得原有的居民被迫迁出。最终，它变成了一个完全绅士化的社区，原有的艺术家或工人阶级居民几乎全都离开了。社区的艺术家和工人阶级文化标志仍可能存在，但真正带来这种文化的人已不复存在。这就是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旧金山的海特、洛杉矶的回声公园以及许多其他社区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绅士化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对房屋拥有者的法规、租金控制、社会住房和城市强有力的民主控制可以防止工人阶级的居民被迫迁出。但在美国，大多数城市的法律都是为开发商和房东服务的，因此绅士化往往显得不可阻挡。

　　由于黑岩城没有真正的城市管理条例——它不是一个有章程或选举市议会的“真实”城市——绅士化过程变得非常顺畅。火人节的文化吸引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富裕参与者，这侵蚀了其精神。票价大幅上涨，从1995年的35美元到2024年的575美元到1400美元不等。（尽管有“低收入”票，但需要申请才能获得。）其参与者的平均收入稳步上升。

　　与此同时，财富差距变得越来越明显，表现为富人体验火人节的方式与普通人体验的差异。作者最后一次参加时，用了一个传统的帐篷露营，结果在沙漠风暴中水流成河，几乎淹没了整个营地，而作者旁边的营地则是“五星级”营地。与此同时，顶级富豪可以享受私人管家、顶级酒店房间、私人厨师和穿着考究的“玩具”，花费数万美元来达到火人节的顶级奢华。对于他们来说，这更像是一个以奢华为卖点的VIP俱乐部。

　　当然，任何人只要付得起票价就可以进入火人节。过去，任何人只要有努力和能量，甚至是没有钱的人，也能以独特的方式参与进来，通过分发食物、建造艺术品或设立一个免费洗浴设施。在2014年，作者在火人节看到一个没有营地租金的组织提供公共卫生间和洗澡设施，而不管参加者的财务状况如何。但现在，这种包容性已经消失了。火人节的许多发烧友已经被挤出，因为他们再也负担不起火人节的生活成本。

　　火人节的组织者甚至有意识地在支持“富裕人群”的体验方面努力。例如，组织者曾在火人节的网页上写着“如果你是一位在现场露营的火人节新人”，这明显向那些有钱的参与者提出了建议。更富裕的参与者可以更快地获得火人节的体验，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更豪华的服务。

　　火人节虽然标榜为一种礼物经济，但实际上存在显著的社会分层和剥削现象。尽管活动本身倡导共享和自给自足，现实中却存在大量的劳动剥削和不公平待遇。

　　富裕的参与者常常支付工人来打造奢华的营地，而组织方本身也雇佣了大量工人。现今在北加州和内华达州的招聘广告中，可以看到许多为私人营地提供服务的厨师和建筑工人广告。这些工人中，有些是火人节组织的付费员工，也有志愿者。他们经常面临恶劣的工作条件，有时甚至在工作中受重伤。

　　例如，2014年，志愿者凯莉·霍弗斯滕在火人节期间因不明参与者用激光照射，导致双目失明。尽管她获得了初步的医疗救助，但损伤不可逆转，现已完全失明。她在获得内华达州的工伤赔偿后，火人节组织从未给予她实质性的赔偿。尽管曾承诺会有和解，但最终并没有兑现。组织方面曾提出一个微薄的一万美元的和解方案，并要求她签署保密协议，但霍弗斯滕拒绝了这一提议。

　　火人节的创始人和工作人员曾多次承诺会给予她某种形式的赔偿，但最终都未实现。霍弗斯滕指出，火人节组织非常富有，比如其CEO玛丽安·古德尔年薪超过34万美元，而火人节项目的净资产为2270万美元。然而，她在经济上却未能得到任何实际帮助。

　　此外，火人节的付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长期以来报告了恶劣的工作条件，包括虐待、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不公平的解雇情况。许多工人因组织工会而被解雇，而组织方通常会限制合同期限，避免支付失业福利。部分工人还因自杀或因绝望而死亡，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5年间，七名工作人员因自杀而亡，这在仅有约一千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情况下，显得尤为惊人。

　　火人节最著名的原则是“无痕”，即鼓励参与者仔细清理每一片垃圾和“不属于此处的物质”，以便将场地留得比最初更好。然而，火人节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大。内华达州最近的一个城镇雷诺的居民已经指出，活动结束后，他们的城镇成了丢弃物品的场所。

　　公共工程部门已经发现“从冰箱、单车到房车”都被丢弃在雷诺，每年约有六辆露营车被丢弃在城市里。他们清理出的垃圾，大约相当于400个街边垃圾桶的垃圾。报道指出，火人节可能会助长过度消费。

　　科学家们还表示，随着每年成千上万的节日参与者涌入这片4000英亩的场地搭建营地和装置，该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受到巨大压力。尽管沙漠的沙丘看似无法支撑太多生命，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古老的干涸湖床，在雨水的滋润下会重新焕发生机。内华达州生物多样性中心主任帕特里克·唐奈利（Patrick Donnelly）几年前指出：

　　“火人节参与者可能误认为这片沙漠只是尘土飞扬的土地。但这些沙漠是支持多种物种的生态系统。每年，随着雪水融化，黑岩沙漠上的微小动物如仙女虾和盐湖虾会苏醒。这个孵化的时机恰好与迁徙鸟类的到来重合，鸟类在北上途中以这些昆虫为食。”

　　“这些沙漠也是复杂的水文系统，基于地形小变化和沙漠土壤的碱性组成来排水和蒸发水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车辆和人流改变了黑岩沙漠的水文状况。火人节需要对其造成的环境破坏承担更多责任。”

　　近年来气温上升导致更多的空调帐篷在沙漠中运作，这些空调设备使用化石燃料。火人节甚至拥有自己的跑道，供私人飞机和直升机使用。在那一周，活动看似变成了内华达州第三大城市。Mok认为，火人节作为一种现象显然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受到有限地球资源和日益不平等社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