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南海竞争的格局和趋势——基于权力、规则及第三方因素三大变量的综合分析

　　粉丝民族主义与中韩关系的嬗变——以中国K-pop粉丝群体的身份演变为主线………………吕婉琴

　　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周逸江

　　摘要：在综合比较不同发展合作机制供给范式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全球化发展和深度一体化的背景下，“协调范式”有利于加强国内与国际机制之间的协调，实现合作参与国之间的优势互补。尽管比较优势应以市场为基础，但比较优势的递进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规制，由此催生了国内机制的整合与国际机制的协调。“一带一路”发展合作致力于发挥和塑造比较优势，本质上是以优势互补为特征的“协调范式”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已形成融合、嵌入、嵌套、对接等机制供给路径，呈现丰富多元的内容设计，其对沿线国家和全球发展合作的效用也逐渐开始显现。当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仍存在某些机制障碍，为此应秉持开放型、包容性、差异化三大原则，在不断完善全球和地区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提升自身机制化水平，推动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与谈判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ZDA064)；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发展中国家地位研究:基于历史与规范的考察”(项目编号:2020YQNQD00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沈铭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沈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美南海竞争的格局和趋势——基于权力、规则及第三方因素三大变量的综合分析

　　摘要：中美在南海的竞争日益加剧，但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澄清。中国和美国究竟为何而斗？是什么导致中美自2009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与争论？本文综合分析第三方因素、海洋规则分歧和权力竞争这三大变量在中美南海竞争中的权重和影响机制，探究不同因素间的关系和中美在南海长期竞争的基本趋势。研究表明，当前的中美南海僵局是两国围绕三大因素长期互动的结果，在不同时期三大因素的影响力排序不同。第三方因素、海洋规则分歧和权力竞争分别是2009—2012年、2013—2016年、2017—2020年这三个时段最有力的解释变量。在可预见的未来，权力竞争仍将是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会相对下降。

　　摘要：非西方大国在总体和平的国际体系中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崛起国如何将实力转换为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需要审慎考量、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地位政治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大国的利益需求和促进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方式和策略。对崛起国而言，国际地位是一种既重要又特殊的资源，提升地位有助于崛起国将日益扩大的利益正当化，地位伸张则会成为其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1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伸张突出了地位诉求对于崛起国的重要价值。本文在辨析国际地位概念、厘清地位诉求和地位焦虑等发生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地位政治视角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崛起国地位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同时，需要管控民族主义情绪、重视国际制度创新和稳定周边环境。

　　关键词：地位政治；国际地位；中国崛起；中美战略竞争；民族主义；国际制度创新；周边外交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国际关系中地位政治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3162019ZYKD09)资助

　　粉丝民族主义与中韩关系的嬗变——以中国K-pop粉丝群体的身份演变为主线

　　摘要：“韩流”是中韩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流”在中国的兴衰变化折射出中韩关系的嬗变。政治关系波动是导致2016年下半年之后“韩流”在华影响力大幅衰退的首要因素。但由于“韩流”具有极强的民间性，官方层面的变化不足以完全解释其衰落。作为“韩流”的参与者和被影响者，中国K-pop粉丝群体的集体“反叛”是导致“韩流”在华向内收缩、影响衰减的重要补充性解释。中国K-pop粉丝群体在21世纪前十五年通过内生性和外部性因素塑造起粉丝身份，并在大数据时代形成“饭圈”和“饭圈文化”，这为2016年“萨德”入韩事件引发中国K-pop粉丝从“偶像第一”到“国家面前无偶像”的大转变奠定了基础。“饭圈文化”在此过程中与民族主义情感结合起来，衍生出一种新的网络民族主义表达方式——粉丝民族主义，并逆向对中韩关系产生持续性影响。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校级课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从内外两个维度梳理阿富汗四十年政治和解努力及其基本特点，分析当前和解的困局以及在中长期阻碍和解进程的结构性障碍，并进一步探究和解的前提条件。迄今阿富汗的对外和解取得了成功，国内和解却一再失败。对外和解成功的关键在于交战大国改变了战争意志，其变化的具体过程各异，最后都以撤军结束战争。对内和解屡屡失败的核心症结是交战各方的权力斗争。当前和解进程的首要障碍是坚持边打边谈，谋求利益最大化。2020年与加尼政府关于“程序原则”的争执，矛头已直接指向国体和政体。谈判各方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各方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外国力量干预、政治生态“利战”而不“利和”，则是影响阿富汗和解进程主要的结构性障碍。因此，当前的政治和解进程既是宝贵的机遇，也是脆弱和可逆的。阿富汗的和平建设离不开四个前提条件：交战各方真诚的和平意愿与妥协精神、包容性和解、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阿富汗要摆脱战争、实现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要：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

　　关键词：国际组织自主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授权；全球气候治理；非国家行为体

　　作者简介：周逸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