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武是我军的一项光荣传统，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至今仍让人激动不已。不可否认比武排序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作用，但是，比武若脱离实战化背景，比出的尖子在战时是否顶用却是个未知数。

　　明代军队比武的项目有举石锁、拉弓弩、步射、骑射等，但靠这些武艺在北方挡不住蒙古骑兵，在南方对付不了倭寇。抗倭名将戚继光编练新军，改革训练，针对倭寇的战术特点，步兵主要练鸳鸯阵，而严禁练那些中看不中用的武功。比如，有人将枪、剑舞得出神入化，却被戚继光痛打，为啥？如果单兵打单兵，此种武艺也许有用，但在集团作战的倭寇面前，就成了花拳绣腿；而且在鸳鸯阵中，这种表演性武功是对整体作战的破坏。戚继光之所以能对倭寇作战百战百胜，首先胜在训练场上，胜在用战斗文化代替了“教条文化”“竞技文化”。

　　晚清湘军太平天国，从逢战必败到夺取最后胜利的过程，从训练文化上看，也是战斗文化代替“教条文化”的结果。曾国藩发现清朝主力军的训练不行，便另立课目，改练戚继光的鸳鸯阵和三才阵。殊不知在实战中，这种前朝用来对付倭寇的办法对付不了太平军。于是曾国藩幡然醒悟，针对太平军的战术，改练一字阵、二字阵和方城阵（专门对付太平军的伏地阵），从此“逆天”了。

　　古今中外，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无不说明，训练文化决定战场胜负。你想在战争中获胜吗？那就必须用战斗文化代替“竞技文化”等与实战相悖的文化。

　　“竞技文化”与战斗文化，虽然都能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但是二者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为夺锦标而练，一个是为消灭敌人而练；一个以兄弟单位为对手，一个以假想敌为对手；一个用心研究竞赛规则，一个用心研究敌军特点；一个是比武比什么就练什么，一个是战斗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九九归一，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练的是武艺，一个练的是杀敌本领。

　　在朱日和的演练场上，“蓝军”之所以获胜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指挥员心无旁骛，一门心思谋打仗。“蓝军”原旅长夏明龙曾对笔者说：“作为‘蓝军’旅长，我是不在乎输赢的，军委机关给我的任务就是当‘磨刀石’，具体要求是八个字：‘逼到绝境，难到极限’。我按这八个字做了，把‘蓝军’的特点体现出来了，输了赢了都算完成任务。放下了输赢的包袱，专心指挥对抗，反而收放自如，举重若轻。”

　　从演习场看训练场，他认为“红军”平时就背着输赢的沉重包袱，“许多打仗有用的本领没有练，而打仗用处不大甚至没用的东西练了不少。”

　　比如，战场感知能力是打仗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可非常遗憾，这个基本能力却是我们以往训练中最大的“赤字账户”。“蓝军旅”与其他部队一样，在这方面也曾欠账很多。在接受模拟“蓝军”的任务后，他们用实战标准检验训练，发现了包括战场感知能力在内的诸多短板，于是进行突击补差训练，包括炊事员、修理工，概莫能外。演习后，很多人在研究“蓝军”的炮火特别准的原因，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是全旅官兵人人都能报坐标，给炮兵当眼睛。

　　而不少“红军”官兵来到朱日和，没有方位感，没有安全感，恐惧感倒是不少。因为军事地形学的训练大大不够，一到生疏地方就蒙了。曾有个旅补充弹药的车队竟然稀里糊涂地开到“蓝军”阵地上，送上门当了俘虏。因为驾驶员平时只练了开车，没有练识图认路，而以往演习，都有调整哨，有人给他挥旗子指路，一旦没人指路了，就找不到北了。夏明龙说：“识图用图，判别方向、道路，这是战场感知能力最基本的要素，可惜平时我们只在参谋人员、侦察、通信分队进行相关训练，其他分队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为啥？非侦察、通信专业比武不比这些，不比就不练。”

　　战场感知能力，一要搞清地形，二要搞清敌情。在朱日和参演的“红军旅”，战前侦察获取情报的准确率都较低，让指挥员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判断一旦失误，战斗必然失利。造成情报准确率低的原因，也与“竞技文化”有关，以往比武大多不比相关项目，不比就练得少甚至不练，比如对无人机等新型侦察手段就练得太少，训练中的欠账直接转化为实兵对抗中的败仗。

　　用战斗文化代替“竞技文化”，目的是改变训战“两张皮”的现状，做到训战一致。但是，战斗文化光靠教育是教育不出来的，要在战斗中培育。在不打仗的情况下，只能在实战化对抗演练中培育。军委关于开展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的通知特别强调了四个“用好”：用好信息化训练手段；用好各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品牌演训；用好军兵种互为条件对抗训练机制；用好中外联演联训联赛平台。这四个“用好”，第一个“用好信息化训练手段”是管总的，其余三个“用好”的核心就是“对抗”二字。各军兵种的“品牌演训”指的什么？即如陆军的“跨越”“火力”，海军的“机动”“蓝鲸”，空军的“金头盔”“金飞镖”等，其对抗的激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外联演联训联赛，火药味一年比一年足。

　　在朱日和采访，看到不少“红军”官兵对败给“蓝军”不服气，说：“咱们拉开架子一项一项比，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对此，“蓝军旅”某装步连连长年智勇对笔者说：“我个人感觉，他们的基础训练比我们强。我们因为一场接一场地演习，至少是基础训练的时间不如他们长。”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比武可能占优势的却在实战化演习中败北了！这不能说明基础训练好的败给了差的，但再次印证了清末名将左宗棠的一句名言：“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年智勇分析说：“他们缺少的不是武艺，而是战场意识不够。”

　　不错，“素练之卒”之所以不如“久战之兵”，首先是差在战场意识上。而战场意识是通过一个个细节表现出来的。

　　某特战旅曾多次与某国特战部队联训，营长刘珪告诉笔者：该国特战部队几乎人人都打过仗，在联训中，可以清楚看出这种优势。一次预演突入占据的房间，中方队员从左边踹门进入，对方队员从右边踹门进入，结果裁判判中方失败，对方成功，为啥？当时阳光从左边照射过来，从左边踹门，人还没到门前，人影就先到了，从门缝中见到人影就会准备射击。从这一个细节，就可看出实战历练是多么重要！

　　在战斗中，一个细节可能决定胜负。在战前，一个细节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和一支部队是否有战斗素养。

　　我军两支部队曾在朱日和相邻野营。一家住大帐篷，排列整齐；一家（原装甲某旅）住单兵帐篷，分散无序。俄罗斯的一位将军盛赞住单兵帐篷的部队，说“这才是打仗的样子”。有人问他，“何以知之？”他反问道：“你打过仗吗？”然后解开上衣，露出毛茸茸的胸脯，指着左边一个伤疤说，“这个在阿富汗”；指着右边一个伤疤说，“这个在黎巴嫩”。如果稍有战场意识就应该知道，战地宿营必须分散配置，否则就可能被对手团灭。

　　不经过实战化对抗磨练，没有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痛苦教训，即使战术原则背得再熟，指挥程序走得再溜，网上模拟搞得再多，也是靠不住的。

　　比如，在进攻战斗中，破障是一道非过不可的坎。各部队在破障上都没少下功夫，但到朱日和实战化的演练场上一检验，成绩大多为不及格，最好的也只能算是勉强及格。有“红军”官兵生气地说：“‘蓝军’是占了防守的便宜，咱们换个位，你还敢牛吗？”从2015年起，第一场“红”攻“蓝”防，第二场倒过来。“蓝军”进攻特别是破障情况如何呢？次次获胜。“蓝军”某装步连连长路林宽告诉笔者：“最利索的一次，我连破障后又攻下一个山头，全连‘伤亡’还不到两个班。”为啥如此利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套合成破障的办法，而这套办法是吸取了自己和“红军”血的教训的结果。

　　在“跨越”之前的演练中，“蓝军旅”并不比别人高明。某次破障，一个连几乎全部“阵亡”，通路也没有开成。总结了自身的教训，加上作为对手，对“红军”的教训看得更清楚，于是一套与众不同的破障模式在双方教训的土壤上出生了。首先，针对以往指挥不统一的教训，“蓝军”旅长满广志借鉴美军的任务式指挥方式，赋予一线连连长指挥诸兵种的全权。路林宽告诉笔者：“如果我打主攻负责破障，直接归我指挥的至少有步、坦、炮、工、防化等五个兵种，经授权，还可以呼唤旅属炮群和直升机。”第二，针对指挥手段跟不上的教训，满旅长带着大家反复试验，攻关克难，基本打通了各兵种之间的通信问题。“我一个连长，就配了4部电台，对上对下全部搞定。”指挥权限和指挥手段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就能合在一起练了。练的结果，一线营、连长就真正成了能呼风唤雨的合成指挥员了。

　　实战化对抗虽不能把“素练之卒”变成“久战之兵”，但可以练出“能战之兵”。训练场上的战斗文化建设，实战化对抗是一个不可离开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