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小说月报》的编辑，时刻身处当下鲜活与生动的小说现场，在泥沙俱下的小说河流中淘洗年度佳作，以此梳理相关文学现象，进而发出个人化的声音，这已成为我每到年底的一个写作惯例。这种惯例来自文学界朋友们的关爱与支持。2021年尾，在凡一平老师的鼓励下，我写了《有效的抵达——2021年中短篇小说创作“关键词”》一文，全面梳理了2021年中短篇小说创作，许多朋友看后都觉得我应该坚持写下去，将这种年度的在场感和细微的文学记忆分享给大家。

　　全面梳理与考察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城与人、边疆他者、军旅人生、青年生活图鉴、罪与罚、日常情感、抗击疫情、世界版图写作、抗日风云、人到暮年、县城叙事、时代晴雨表、另类人生、科技异化、新历史书写等关键词颇引人注目；此外，对中篇小说创作有突出成就的孙频、对科幻现实主义有执着追求的蒋一谈、新东北叙事的杨知寒，堪称年度荣誉作家。

　　城与人的审美对照关系的书写是当代小说关注的重中之重，这可能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关系，也与近些年来城市文学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在2022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阿成的《农民进城》、刘汀的《水落石出》、袁凌的《大杂院子弟》均涉及“进城”问题。新时期文学中进城问题发轫于路遥的《人生》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关涉知识青年和农民这两大群体。《农民进城》和《大杂院子弟》承续了高晓声小说创作的精神谱系，关注农民进城问题，但不同于高晓声式对于农民固有陋习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矛盾的叙事，而是着眼于农民进城后的工作与生活，及由此带来的思想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农民进城》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农民进城的文学史版本。《大杂院子弟》以纪实的笔调叙写了农民进城后子女二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无处可归、无枝可依的精神状态。《水落石出》承续的是路遥式知识青年进城的书写谱系。刘汀是位有鲜明问题意识的实力派作家，此类题材的书写开始于《何秀竹的生活战斗》，在《水落石出》中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除了进城题材之外，已然居住、生活于城市的饮食男女们对于城市生活的书写在2022年也呈现了繁荣态势，以上海、天津、香港、深圳这四座城市叙事最具有典型性。潘向黎、王莫之、禹风为上海叙事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写出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前世今生。潘向黎关于当代上海饮食男女的各种情感纠葛的关注与探索在2022年迎来了完美收官之作。《觅食记》关注青年男女搭伙解决午饭的问题；《兰亭惠》上演父母宴请儿子前女友赔罪的闹剧。这与2022年之前的此系列小说形成了关于上海的爱情浮世绘，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王莫之的上海叙事也别具风格，《为萨克斯写的蓝色情歌》关注上海解放前及“文革”后这两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为上海大都市的洋气增添了一段感伤的怀旧气息。禹风的《淞沪旧事》的笔触更是深入民国时期上海十里洋场的商业帝国的兴衰更替。天津叙事的代表则是肖克凡的《工厂文学简报》、陈九的《杜宗汉归案记》和徐皓峰的《门前宝地》，其叙事时空也涉及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重要的节点。《门前宝地》延续了徐皓峰以往的武林叙事，叙写民国津门武行的传奇人生，关涉人生大义和侠义精神。《杜宗汉归案记》则以缉凶为叙事主线，充溢着津味的市井烟火气息。《工厂文学简报》延续肖克凡为天津工人而歌的叙事传统，饶有趣味。葛亮近些年来创作了大量以香港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作品，如《书匠》《飞发》等，广受读者喜爱；2022年又创作了《拆弹记》《浮图》，继续书写香港的芸芸众生与香港这座城市的恩怨纠葛。此外，邓一光的《醒来已是午时》和吴君的《阿姐还在真理街》依然承续着以往的深圳叙事，熊育群的《金墟》《金墟上》系列小说关注江门华侨文化，颇有新意。

　　在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边疆叙事继续表现不俗，在多维度的文学书写中，形成了与都市文学相互辉映的文学态势。次仁罗布的《望远镜》讲述了藏族青少年向父辈致敬，义务戍边、保家卫国的故事。这一青少年戍边员的形象塑造，丰富了我国新时代小说的人物画廊。汤成难的《蓝色冰河》关注藏区孩子艰难的上学路这一问题，那一段向远处延伸、沉静内敛的冰河无疑承载着藏区数代人走向远方的希冀。李司平的《飞将在》以云南边境的防控为叙事中心，展现了两代人卫国戍边的英勇壮举。陶丽群的《净脸》在平缓的叙述语调中，将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净脸人这一群体的悲辛呈现于读者面前，她们一生悲苦，只为度己度人，人性内核中的光照亮了生死的边界。张新祥的《木鼓响起来》采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叙事模式，书写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风物志、风俗史，以新时代脱贫攻坚为号角有效地化解了民族之间的历史积怨，呈现民族之间团结一心、携手走进新时代的感人场景。海勒根那的《呼伦贝尔牧歌》、了一容的《野菊花》堪称大自然的赞歌，在小说叙事中充分突显了风景描写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此外，马南的《拉珍》、阿尼苏的《米尼安达》、李晁的《雾中河》、王族的《苍穹密令》、凡一平的《上岭产婆》《的确良》、黄土路的《狗失踪的那一天》也都是边疆题材的优秀叙事文本，有效地呈现了作为文学地理意义上的边疆他者对新时代文学所做的巨大贡献。

　　作为当代文学重要题材领域的军事文学在2022年迎来了高光时刻，不光体现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奖比重之大，还体现于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实绩之中。陆颖墨的《竹楼海》《北京，金色的北京》、陶纯的《仪仗兵》、曾剑的《鸿雁》《比远方更远》、王族的《老虎口》、朱旻鸢的《会上树的猪》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竹楼海》叙写南沙守礁官兵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卫国戍边的崇高品格，堪称近些年来军事文学创作的重大收获，篇幅虽短，但字字千钧，具有强大的精神震撼力。屹立于海礁上的竹楼隐喻着坚忍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更是军人屹立不倒的军魂的象征。《仪仗兵》题材独特，将关注视角投向了仪仗兵这一特殊的军人群体，他们是中国军人的一道亮丽名片，他们挺拔的身姿、豪迈的步伐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风采，也凝聚着反复训练的汗水。《老虎口》讲述了高原上工程部队的故事，风格粗粝，情感浓郁。《北京，金色的北京》《比远方更远》关注军人的日常生活，写出了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尤其是《比远方更远》更是写出了青年军人的精神成长之路。《比远方更远》聚焦军人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与训练，更加注重展示其隐蔽的内心世界，既有军人无私无畏情怀的激扬，又有私心作怪的小心思的揭示，从而塑造了立体的血肉丰满的军人形象。《鸿雁》关注炮兵父母的再婚问题，写出了刻板军营生活中温馨柔情的一面。《会上树的猪》揭露了军队生活的荒诞面，具有一定的反思警醒意义，丰富了当代军事文学的创作路径。

　　青年生活是当下文学创作的热点和难点，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微信等新媒体通信手段的普及，我们散落在各地的青年作者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世界，也就是肉体所身处的感官世界，是如此雷同，难以有新鲜、特异的生活体验。在这高度雷同性的生活与创作环境中要求写出不一样的青年生活，这着实难为了我们的青年作者。难能可贵的是在2022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之中，我还是看到了这种独特的青年生活的审美情感体验，我觉得可以用张玲玲的小说《告别之年》的名字来指代。《告别之年》指向对逝去的青春岁月的人事更迭的告别与挽留。王传宏的《独自一人》既写出了原生家庭的情感烙印，又展现出了当代青年女性追求主体独立的孤勇者的情感诉求。东来的《高徒》从对武术热爱的习武传承视角表达了女性刚毅勇武的精神主体身份。顾拜妮的《合租女孩》将关注的视角伸向了在大都市打拼却不得不面对合租尴尬境遇的都市白领们，她们追求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同时又苛求生活空间的相对隐蔽与私处性，却不得不面对这种私密生活空间不断被合租者闯入、侵犯的现实困境。孙睿的《抠绿大师》着眼于电影剪辑行业中的抠绿技术处理手段，对于北漂青年无所依着的精神情感状态的捕捉与刻画，和《合租女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阿袁的《潘苡宝的公寓生活》刻画了学成归国执教于高校的青年女教师醉心于独处的公寓生活，追求不婚生活的情感状态。魏姣的《27号直播间》和苏苔的《争渡》充分体现了文学的现世在场感，聚焦于直播这一火爆大江南北的新兴行业，既写出了青年试图以此虚拟空间疏离现实社会的情感诉求，同时也揭露了直播对青年人生的异化等敏感问题，发人深省。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展示女性独立主体情感诉求以及青年男女对无序生活的散漫态度之外，还有燃爆青春热血激情，展示当代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成长与守护的年度佳作，这就是云南傣族青年作家李司平的《流淌火》，塑造了青年消防员的精神成长史，是具有正向情感的突出代表性作品。

　　罪域题材小说书写生死极限境遇下人性的嬗变与复杂、沉沦与救赎、挣扎与升腾，直击伦理道德的核心问题，因迥异于日常生活的反常规书写而备受作家们的关注。朱朝敏的《渡鸦栖息时》、季宇的《甲申疑案》、北村的《韩江忆》、曹寇的《鸭镇往事》、肖江虹的《苔藓》、郑小驴的《南方巴赫》、卢一萍的《无名之地》、畀愚的《万家灯火》、徐则臣的《宋骑鹅和他的女人》、海飞的《台风》、宋迅的《绿血》、张策的《太阳移过山顶》、孙睿的《比萨斜塔》、常小琥的《大狗》、弋舟的《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李约热的《绝美之城》、罗伟章的《芦苇》、安勇的《味道》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甲申疑案》将叙事视角推向了晚清的一桩疑案，透过历史风尘的层层遮蔽，抽丝剥茧般探求案情的真相。《渡鸦栖息时》《台风》《绿血》《比萨斜塔》亦是如此风格，叙事场域换成了当代，都是通过设置层层叙事迷雾来遮蔽最终案情真相，通过创作主体与阅读主体在小说文本所构建的叙事时空中不断交流、不断碰撞，最终直抵案件的核心本质。徐则臣近年来一直在创作侦探系列小说，已成规模，《宋骑鹅和他的女人》是2022年最新作品。《南方巴赫》以寻找为主题，将现实困境与精神救赎彼此交错，直击人性痛处，抵达命运深处。《无名之地》将人性的考验置于荒凉高原的无名之地中，体现了卢一萍一贯的硬汉创作风格，人不仅仅是处于与他人、与社会关系之中，更是处于与大自然的关系之中。人往往可以战胜自己、战胜他人，却最终败给了大自然。文本中两个假冒警察的抢劫杀人犯，在兵站的围堵之下落荒而逃，最终因缺氧而倒地束手就擒。《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堪称2022年短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体现了当代汉语小说所能达到的新高度，具有典范价值与意义。《绝美之城》和《味道》都是反向思考的作品，体现了作家感知世界与生活的独特方式。

　　日常情感的书写在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占据了较大比重，更加注重情感叙事的日常化、伦理化、传统化。具体而言，刘庆邦的《挂在墙上的弦子》《梧桐风》、裘山山的《青椒肉丝》《事情不是这样的》、乔叶的《无疾而终》、东紫的《亲爱的，你得理解我》、薛舒的《暗疾》、付秀莹的《纸船》、艾玛的《在阁楼上》、房伟的《爱情买卖》、金仁顺的《起因》、黄立宇的《睡在树上的鱼》、韩松落的《天仙配》、朱婧的《鹮》等关注两性情感话题；此外，叙写母子情的有金仁顺的《白色猛虎》，母女情的有李清源的《无事烦恼》，闺蜜情的有哲贵的《化蝶》、黄佟佟的《春光好》《白桃杜薇》，同学情的有淡豹的《鸟蛋蓝》，师生情的有唐颖的《师生》、卫鸦的《小镇画师》、夏天敏的《过往》、庞瑞贞的《老给先生的六块腹肌》，亲戚情的有程永新的《他乡》、刘晓珍的《我们的亲戚》，父女情的有尹学芸的《会飞的父亲》，友情的有张世勤的《我的朋友金尚在》、狄青的《天真汉》。《挂在墙上的弦子》《梧桐风》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情理”传统，对人情物理空间具有深入的开拓。《事情不是这样的》由小说中的故事和现实中的故事交织而成，并相互印证，演奏出了高原边地的战地浪漫曲。《白色猛虎》聚焦中年女性的情感困境，尤其是中年老母与比儿子大很多岁的儿子女友的情感对峙更是看似风轻云淡，实则剑拔弩张，可谓步步试探、句句设防，惊心动魄至极。这一切都是在平静的日常叙述中展开的，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叙事驾驭能力。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潜藏着一只白虎，我们也许不会败给他人，却会被这只白虎所伤害。《化蝶》是2022年中篇小说创作的巨大收获之一，代表着年度中篇小说这一文体创作的高度与深度。文本着眼于一个“化”字，既要化开舞台与现实的界限，进而化开人生与戏剧的界限，最终还要化开人世情感的界限，但是谁又能做到呢？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对社会，尤其是人与人关系的认知方式，甚至是对全人类深层心理结构都有所改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些作家积极参与了文学抗“疫”活动，以在场的表达和情感投射创作了大量鼓舞人心的优秀作品，为抗“疫”注入了文学的因子，这是值得肯定与赞美的；但同时还有一批作家也追求文学创作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沉潜着急于切入现实的情感表达，对于疫情所带来的改变有了更宽广和更深入的视域思考，以小说的纯熟艺术形式创作了一批精品。这些作品以疫情为叙事主线或社会背景，深刻揭示了疫情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故和深层心理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的异化问题，并予以深刻鞭笞，但同时也呈现出了人间难得的久违的暖意与真情，从而为急速变化的时代留下了微观、鲜活的文学见证。成熟的疫情小说写作肇始于2020年，在2020年涌现出了熊湘鄂的《新年好啊》、南翔的《果蝠》、梁晓声的《可可、木木和老八》《哥俩好》、弋舟《掩面时代》等优秀作品。《新年好啊》和《果蝠》以抗击疫情为支撑点，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动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可可、木木和老八》《哥俩好》则从普通家庭的微观生活视角来思考疫情给普通家庭所带来的诸多困境，但始终洋溢着浓郁的温情。《掩面时代》思索疫情之下难以言及的孤独与爱。2021年，石一枫的《半张脸》对疫情期间的人际关系予以重新定位和思索。到2022年，疫情小说的叙事更为从容，其思索的物理与精神空间也更为广阔，这其中以矫健的《潜伏期》、张翎的《疫狐记》、范稳的《天际线》、东西的《飞来飞去》、许春樵的《紫色口罩》为典型代表。《潜伏期》《疫狐记》《天际线》聚焦于因疫情带来的极限境遇空间中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审美对照关系的确认与厘清。关涉“他人即是地狱”的生存状态呈现，如《潜伏期》里曾经的三位老朋友因金钱而反目，却在疫情来临时，因担心失误致死案被揭露而被迫重新修复失落的友谊及爱情婚姻，但悲剧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并不是疫情导致了他们的灭亡，而是人性之恶造成的。《疫狐记》将叙事场域投向了更为广阔的海外世界，同样因为疫情，两个感情深受伤害的母亲与从山林出来觅食的狐狸于一栋房子里遭遇，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动物的关系由最初的防备、隔阂到熟络，最终敞开心扉，互相慰藉，达成了情感的和解。《天际线》同样具有情感治愈的文本功能，突如其来的疫情将离婚的女人和两个农民工就地隔离在装修半成品的房子里，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飞来飞去》关注因疫情而带来的亲情异化以及中西传统文化碰撞等问题，短小精悍，发人深省，极大拓展了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紫色口罩》关注疫情期间男女的爱情，青年男女因口罩而相遇、相知、相爱，一场疫情成就了男女的相爱，却难挡住来自家庭因买房署名的世俗干扰。疫情诚然可怕，但因疫情而造成人的异化与人性在极限境遇下之恶有时远比病毒更加可怕。

　　世界版图写作浪潮在2022年又迎来了新的叙事高峰。徐则臣也加入了这一写作浪潮，并为读者提供了两篇极具短篇小说意味之美、意蕴之深的作品《瓦尔帕莱索》《玛雅人面具》。这两篇小说将叙事场域设置为拉美的智利和墨西哥，既有吉卜赛女郎又有玛雅人穿插其间，异域的神秘主义和宿命感充斥文本其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从中还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志人志怪小说的影响因子。叶临之的《中亚的救赎》书写中国人到中亚高原国做矿产生意，却介入一桩绑架案的侦破中，在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展现了中国人的冒险精神，是典型的中国硬汉叙事。孟小书的《狩猎》和陈崇正的《开播》皆关涉网红直播，却是关于非洲大陆的打猎、当地风土人情、开矿甚至遭遇劫匪的直播，极富冒险精神。和晓梅是位低产的优秀小说家，中篇新作《漂流瓶》关注婚姻爱情中的背叛伤害主题，通过漂流瓶实现了当下中国与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这两个叙事场域的联结。盛可以的《天真的老妇人》叙写了纽约长岛上因租房而住在一起的两位母亲如何在时间的长河之中面对死亡的创伤记忆的故事，生命中的丧子之痛只能慢慢自我疗救。阿航的《去那不勒斯送桂花酒》塑造了在意大利做生意的华人群像，他们依靠勤劳已在异域扎根下来，却深陷情感的泥沼中无法自拔，也许这就是饮食男女的宿命吧。

　　抗日题材的小说创作仍然呈现出了蓬勃发展之势，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由此引发了书写抗日、勿忘国耻、鞭笞战争的叙事潮流。抗日叙事潮流的形成，一方面基于创伤的民族文化心理的记忆，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小说创作的史传传统，用文学的方式记录那段屈辱的历史，以此告诫并警醒世人。石钟山、衣向东、赵卡、李清源、李知展、哥舒意等都有新作问世，呈现出了鲜明的代际特征。衣向东的《战火中的爱情》直面抗日战争的严酷，致敬战火中飞扬的青春，展现了美好的战地爱情。石钟山的《大仇》以狗为主人复仇为叙事中心，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引发的人与动物的共同愤怒讨伐。赵卡的《对刀》聚焦草原骑兵，生动诠释了英勇无畏的骑兵精神。青年作家李清源的《求诸野》、李知展的《青蛇叩水》、哥舒意的《见麒麟》这三篇清新脱俗，为抗日小说的写作注入了一股清流。《求诸野》并不单纯着眼于战争叙事，而是探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终极问题。《见麒麟》和《青蛇叩水》将战争和传奇动物相结合，将传奇性、历史性和日常性打通，借助传奇动物叙写战争对人类美好生活与精神象征物的推毁，从而打进真实的历史细部。

　　老年人生活依然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所在。钟二毛的《晚安》、杨晓升的《过程》、武歆的《螽斯》、曾剑的《岳父的桃林》、王新梅的《泰山石》、王若虚的《此地无银》、李晁的《婚礼》、谌容的《信不信由你》、莉莉陈的《回响》、谢络绎的《黑蟒》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晚安》聚焦于患胰腺癌的母亲的病痛，小说中母亲每个痛苦的细节，甚至是眼神，都牵扯着读者的心，最终身为警察的儿子只能用安眠药帮母亲结束了病痛。这个文本关涉道德与法律、亲情与伦理，在这两种关系中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回响》也关注老年人的病痛问题，捕捉到人面对死亡时的各种情绪细节。《黑蟒》聚焦老年人的情感寄托，黑蟒、茶室、茶香以及过往的茶客，还有浓郁的街坊情共同构建了人间烟火气息的时空，温馨感人。《过程》带有鲜明的纪实风格，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呈现了退休过程的微妙心态。《此地无银》塑造了一位得了被迫害妄想症的老娘形象，具有文本意义上的独特性与丰富性。难能可贵的是，作家谌容又在2022年推出了《信不信由你》，关注老年人的炒股问题，显示了经典作家的旺盛创作力。

　　2022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除了上述提到的10个关键词之外，还有如下关键词值得关注：县城叙事、时代晴雨表、另类人生、科技异化、新历史书写。县城在文学地理场域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既可上达城市，又能下接乡村。具有2000多个县城的中国因其丰富多彩的县城特色，从而形成了广袤的风格各异的叙事场域，并在物理时间轴上刻画中国老百姓如何一代代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黄孝阳生前是县城叙事的大力倡导者和实践者，在2020年写出了《县城报告》系列小说，应该得到文学历史的铭记。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张惠雯的《美人》《县城美人》系列作品以回望的方式书写氤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城上空的美好而忧伤的情感氛围。魏思孝是新时代乡土作家的典型代表，他试图勾勒出当代中国农民群像的深度精神刻痕。《配偶》是2022年的短篇新作，关注从县城进入城区工作生活的公交司机的情感困境。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面对新时代从城市到乡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文学创作如何快速而准确有效地切入当下正在呈现的时代场景，这无疑考验着作家的现实叙事掌控能力。老藤的《众神之山》聚焦新时代乡村的山乡巨变，在历史与文化的钩沉中，在经济与生态的矛盾冲突中，探索出了山乡巨变与生态融合发展、和谐共生的新道路。沈念的《金钉子》塑造了新时代乡镇基层干部的形象，他们身处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第一现场，面临着来自工作、生活的巨大困难，还有不断被质疑的精神困境。这个短篇使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上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经典作品何申的《年前年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金钉子》是向《年前年后》致敬之作。秦北的《中关村东路》题材新颖，聚焦国产芯片行业，尤其是难能可贵地塑造了高科技创业领军人物任大任这一典型人物形象，任大任就是我们当下文学反复呼喊的时代新人形象。王威廉的《人性格式塔》和徐小雅的《停车暂借问》是关注有缺陷身体而造成心理困扰的作品，展现了另类人生的困境，令人叹息同时又心生悲悯。科技对人类的异化问题一直是作家所关注的点之一。周大新的《云兮云兮》充分体现了经典作家对现实问题的敏锐观察力及问题意识的前瞻性，在当下文学中确立了人与机器人的审美对照关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道德、人伦等问题的深入思考。曹军庆的《义肢》在荒诞的叙事腔调中反映出了真实的关于人是如何被科技异化的敏感问题。新历史书写指涉文学化重构历史。邱华栋的《高昌三书》《于阗五部》、罗伟章的《将近两千年前的一桩悬案》、东君的《与杨志共饮》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他们将笔触伸向了广袤的历史，在对历史人物及历史小说中人物的重新塑造与叙事中更加注重新生内涵的注入与人物形象的现代演绎，呈现出了历史解读的无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