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有《王文成公全书》传世。
王阳明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但崇德尚义，文韬武略，成就卓著，尤其是他创立的“心学”体系，在明以后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也因此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儒学集大成者孟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流传至今，堪称学界巨擘、“百世之师”。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明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诞生于余姚北城瑞云楼。瑞云楼由王阳明祖父租赁而来，也就是如今的王阳明故居。王阳明在此度过了童年，后又多次返乡祭祖、讲学、探亲，留下了一代宗师的殷殷风范。在500多年的历史中，故居经过多次改建、扩建，主体格局未有大的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起，余姚市政府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王阳明故居实施了整体修缮，保持和恢复了故居的历史面貌。
目前，故居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建筑风格依南北中轴线而建，装饰素雅，简洁大度，粉墙黛瓦、青石墁地、庭院错落，堪称浙东地区书香门第宅院的典型代表。2006年，王阳明故居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阳明家规的核心是良知教育，主张“蒙以养正”，把勤读书、早立志、学做人、做好人作为家规教育的重中之重。由于长年在西南边疆为官、征战，家书成为王阳明开展家族教育的主要途径，现存《王阳明全集》收录了大量王阳明对兄弟、子女以及晚辈们的书信，字里行间，融入了他对整个家族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其中《示宪儿》这篇被称为王阳明家规“三字经”的家书堪称经典之作，整篇家书，歌谣体式，三字一句，共三十二句，一韵到底，朗朗上口。后来，王氏后人秉承了王阳明的训子家规理念，形成了以“三字十二条”为代表的姚江王氏族箴，成为这个家族安身立命的旨要与规范。除此之外，王阳明还把家规理念运用于社会教育，以家族历代传承的家规理念和毕其一生的心学研究为基础，向王学弟子们和西南边疆百姓广授教育树人之道，倡导文明礼仪乡风，被后人誉为“百世之师”。
浙东余姚，姚江两岸，历来人杰地灵，名门集聚，一幅范仲淹笔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的家园盛景图在此展开。宋室南渡期间，中原三槐王氏后裔纷至江南，其中有数支辗转迁居姚江之畔，姚江王氏由此发端。自明以来，这个家族名儒辈出，先后有6人被明清正史立传；三部清代《余姚县志》，皆以其先祖为明朝列传之开篇。姚江两岸也因这个家族的崛起从此“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
这究竟是怎样的神奇，让这个家族在短短的两百年间声名鹊起，并从此名扬天下？穿越历史的镜头，一起追寻族中典范王阳明的成长足迹，答案或许就在那里。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王阳明一生传奇，文韬武略，“乃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五百多年来，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出身教育世家、状元名门的王阳明，在祖父王伦、父亲王华的教育影响下，28岁起随父同朝为官，后因直谏宦官刘瑾之害被贬谪贵州龙场，历经“百死千难”之后，终于悟得“良知”学说，并开启了他平定西南的戎马一生。讨江西宁王之叛，平闽赣两广民寇之乱，次次都是临危受命，屡建奇功，用兵之神，无人能出其右。正如《明史》评价：“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过去官衙堂前，多以“肃静”、“回避”显官威，而王阳明南赣巡抚一上任，便挂出了“求通民情，愿闻己过”的牌子。在他看来，“明明德在于亲民”，“政在亲民”，于是甘愿冒着朝廷归罪的风险为民轻赋减税、广济流民。不仅如此，他还时刻训诫他的将臣们：“各该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长廉远耻，祛患卫民，竭诚报国。”
“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当地乡民没齿难忘先生为官一任的功德，唯一能做的便是将其像供奉于祖堂，与祖宗同祭，这一供便是数百年。
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孔孟朱王”。他创立的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在明以后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黄宗羲、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等近代思想先驱们无不受其启发和影响。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高濑武次郎甚至将明治维新的推动归功于阳明心学的传播。
阳明心学的核心是知行合一，致良知。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人的一生要做的便是把心和物、知与行统一起来。以良知来分辨善恶，通过实践自省来实现为善去恶。
“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早年时期便有如此信仰的王阳明注定了他后来非凡成就的一生。而其身后整个家族世代秉承的优教良规，促使他从小立志成贤，并成为他“以良知教子孙，以知行传家规”的思想之源。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弟；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
这篇写给长子正宪的家书便是王阳明著名的家规“三字经”，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地告诫子女怎么去做人，如何做个好人。如今看来，这倒更像是王阳明对祖辈教育自己的追忆与总结，字里行间，融入着自己从小接受“蒙以养正”教育的点点滴滴，也寄托着他对后代子孙的谆谆教诲。
王阳明小的时候曾一度痴迷于象棋，以至到了规劝不止、学不思进的地步，父亲（王华）感到他有点玩物丧志，有一次一怒之下将棋子扔进了河里。从此以后，勤读书、戒游戏、做良士、成圣贤便成为王阳明毕生的追求。
功成名就之后，王阳明才深感父亲当初的用心良苦，虽已是一代名儒，但盛名之下，仍时不时自嘲年少不思学业的幼稚，或许这也是他后来特别看重族中子女学业的原因所在。
家书中，王阳明把“勤读书”放在了第一位，他在给弟子的一封家信中还专门提到：“像侄子正思这样的孩子从小无拘无束惯了，现在已经到了读书年龄，你们切不可予以放纵啊。”
后来，当他获悉正思学业大有长进后竟然兴奋地夙夜未眠，当即又写了封信对其大加赞赏，认为王家书香之风继承有望了。
先祖王纲，七十而终竟在沙场，最后靠十六岁儿子彦达以死抗争才得以羊革裹尸还乡。从此，彦达“痛父死，躬耕养母，终身不仕”，父忠子孝，堪称典范。
王阳明祖父王伦，素以孝闻乡里。微薄的家塾收入除了供养老母，还收养了独孤的弟弟。后来儿子王华状元及第，王伦又把朝廷拨付给他的一半俸禄给了弟弟。
父亲王华，年过古稀，仍坚持每天向母亲岑氏拜舞起居礼，甚至为了逗其开心，朝夕扮童子与之嬉戏。岑氏百余岁而终，孝道立身的儿子王华功不可没。
后来王阳明曾四疏朝廷要求回乡为祖母岑氏省葬。即便是去世的前一个月，仍不顾病危，取道增城，只为祭祀先祖王纲。可见祖慈子孝，王阳明是深受影响的。
如今的瑞云楼已谓王阳明故居，但起初并非先生所营造，而是祖父王伦通过租赁得以安身的居所。“以布衣魁天下”的父亲虽为状元及第，却未曾给子女留下多少基业，即便在临终的最后一刻，仍不忘对子女礼存于心的教诲。
王华去世那天，正好碰上朝廷使者来传送进封新建伯旨意，面对这次措手不及的封爵，王氏家族已无暇去顾及。弥留之际的王华听说使者已到家门，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虽仓遽，乌可以废礼？尔辈必皆出迎！”一直等到礼毕的消息后才瞑目而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华一生为官，他非常清楚遵礼依规的重要，哪怕因仓促来不及好好准备，但起码的礼节不可少，规矩不能破。这也算是王华对这个官宦家族最后的政治交代，不仅仅对王阳明，对整个家族都是铭记一生的教训。
崇祯十四年王阳明六世孙王贻杰进京入朝，后统管江西都指挥使司，去世后才发现其竟然囊无积蓄，最后靠官场挚友的资助才得以回乡归葬。一个朝廷的二品官阶，清廉至此，着实让人肃然起敬。
五百多年以后，我们仍能通过一封封阳明家书，看到这位老人一生“诲人不倦”的执着，“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句句箴言，犹如耳畔，日久弥新。
如今的姚江王氏家族已不仅仅限居于姚江两岸了，但重孝悌、勤读书、致良知、做良士的家规“三字经”却代代相传，成为这个家族安身立命的旨要与规范。
在姚江王氏后裔编撰的这份族谱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家族的祖箴规范：孝父母、教子孙、端心术、务本业……三字为题，共12条，千余文字，被后人称之为王氏家规“三字十二条”，集中体现了族中先贤对后裔子孙的垂诫与训示，并与先生祖辈倡导的家规“三字经”一脉相承。
姚江王氏家规注重“正心”二字，在族中诸辈中倡导“四民异业而同道”，而这“道”便是心存良知，做到心中有戒；尽心本业，做到知行合一。正所谓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而后方能“家齐国治而平天下”，讲的是同样道理。
这个叫李家塔的村便是姚江王氏一支后裔归隐生息之地。五百年来，这个家族深谙先祖修身之道，以耕读传家，其学风之盛，闻名乡里。
我是一名从山里出来的大学教师。记得小的时候，村里人最敬重的便是我们的太公，在他的影响下，族中邻里互谅互助，乡风淳朴。他们的一言一行，就会让我们后辈有种不负众望的压力，一种读书成才的自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家族无形的力量。
“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回眸家族沧桑数百载，对族箴祖训的坚守才是王氏后裔心中那盏永远不灭的灯。
在王阳明看来，小至族箴家规，大至治国、理政，其核心理念并无二致，这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明德亲民止至善，这已不仅仅是一代名儒对一个家族的贡献那么简单了。王阳明在治理南赣期间，推行《南赣乡约》，开启了当地以道德教化实现乡村治理的先河。在家则遵孝悌之义，循礼仪之规，扬文明之风；在乡则相助相恤、劝善戒恶、讲信修睦，息讼罢争，这些乡约民规与姚江王氏倡导的家训家规如出一辙。因此我们可以说，家风、民风、社风，从来都是融为一体的，五百多年前的王阳明做到了，这就是他思想的伟大之处，也是值得我们珍惜传承的宝贵财富。
每当走进王阳明故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总会浮现出或是虔诚、或是崇敬的意绪，因为，我们走近了一位先哲的生平。
的确，如果把人生的每一个节点都称作驿站，那么，王阳明在五十七年的岁月里，便有着许多的人生驿站，——那是他为学的驿站，为官的驿站。在那些驿站里，他留下了自己的心学理念，也留下了自己的官声名节。
其实，王阳明走上仕途并不早，两度名落孙山之后，直至二十八岁，他才在考中进士的第二年，获得了六品官阶。
正德年间，由于明武宗朱厚照宠任宦官，刘瑾等人专权乱政，以致国事日非。一大批忠良之士上书朝廷，指陈阉党贪赃枉法，扰乱朝纲，但是，最终都遭到了刘瑾的残害。这些忠良之士中，便有仗义执言的王阳明。
只是管理着“驿吏一人，马二十三匹”的驿丞，对于一位进士出身的人，实是屈才。这样的驿丞，只是九品官阶。
经历了宦海风涛，又身处荒蛮之区的王阳明，既反省了自己的遭遇，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了寻找最具深度的答案，他请人作了一副石棺，并进到石棺里面，作了一次“死亡体验”。
有了这次站在死后的角度对于人生的体悟，他彻底领会了什么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天地恒长，肉身易殒，财富是什么，荣利是什么，虚名是什么，死后的答案，全都出现在“龙场悟道”的觉醒之中。
但是，这种体悟又是十分积极的。因为王阳明不仅想到了“死”的归宿，更想到了“生”的意义。“生”，就要做一些对得起“生”的事情，这才使“生”字不像“死”字那样虚无。“龙场悟道”使王阳明“死后方生”。
贵州龙场一带，是一个非常闭塞的地区。为了使这里尚属落后的风尚得到改良，经过悟道的王阳明，便向当地的子弟教授文化，向当地的百姓传播知识。在居夷受困的环境里，一个驿丞的名字，因为传经布道，渐渐地传遍了大西南的崇山峻岭。
打开局面与自身修为往往密不可分。后来的王阳明，之所以清廉简素、绝弃奢华，正是十分艰苦的驿站生活，让王阳明形成了秉持终身的人生底色。
正德五年，即1510年，王阳明贬谪期满，调任江西庐陵知县。正是打从庐陵之任，他才真正开始展示他的施政才能。
王阳明生长于富庶的浙东地区，但他从政的地方，却是穷乡僻壤。与自己的故乡相比，他自然更能理解本地农民的疾苦，从而以为官的善政，对农民，对百姓，表达了最为深切的同情。
王阳明初到庐陵，因为当地的百姓要向朝廷进贡杉木、楠木、木炭、牲畜，以及庐陵并不出产的葛布等等，赋税十分沉重。为此，王阳明多次向朝廷提出了宽免赋税的要求，如果朝廷怪罪，甘愿一人承当。
“十日不雨兮，田且无禾；一月不雨兮，川且无波；再月不雨兮，民将奈何……”
刑部，是中国封建王朝通常所设的六部之一。王阳明登第之后所授的第一个官职，就是刑部主事。自庐陵离任后，他曾历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赣南巡抚、副都御史，以及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与两广巡抚。虽然全属于外放的职务，但他的职责却都与监察相关。
王阳明曾一再告诫他所管辖的官员们——“各该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长廉远耻”，“果有忠勇精勤绩行显著者，旌劝自有常典，当职不敢蔽贤；其或奸贪畏缩志行卑污者，黜罚亦有明条”。
当然，为了做到为政清廉，他首先践行了“欲正人，先正己”的先贤古训，并率身垂范。
自古以来，官衙的高脚牌上，写的都是显示官威的“肃静”与“回避”，而王阳明却让人将它们改成了“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一时传为佳话。实际上，“求通民情，愿闻己过”这八个大字，也足以证明一位以督察为使命的人，尤其敢于经受百姓的督察。事实证明，王阳明的官声政绩，不但经得起百姓的良心之秤，也经得起历史的功过之评。
有明一代，由于百姓们承受着沉重的负但，一些过于贫穷的百姓，加上一些好逸恶劳的流民，便纠结一处，为乱一方。他们强抢官府仓廪，同时也会打家劫舍。百姓本来很苦，加上乱民的危害，实是雪上加霜。当时的形势，正如史书所述：“终明之世，无一日无民变，终岁不绝。”
在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期间，为了使屡生民变的地方恢复宁静，王阳明既用了用兵之谋，也用了攻心之术，先后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平息了态势。
对于归顺的协从，王阳明都给予优厚的礼遇，且无一丝轻辱。甚至在为多次平乱而撰写的文告里，他还特别向那些沦为流寇的山民，作了这样动人的劝诫：
“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
“尔等皆吾赤子”，“辛苦为贼，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岂如今日，担惊受怕……”
在今天看来，这样感人的文字，只能是出自一颗爱民如子的赤子之心，而不会出自那些终日盘算着中饱私囊的人。无数的史实早已证明，在一生为官而品质优秀的人物身上，廉政与爱民，从来就是统一的整体。
明王朝虽然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之长，但王朝内部的纷争，从未间断。正德十四年，即1519年，封于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起兵谋叛，令朝野震惊。
正在巡察途中的王阳明为了稳定南方，在还没有接到旨意的情况下，一听到宁王起兵的消息，便随即调动了当时可以集合的一切力量，用围魏救赵与声东击西的策略，经过三十五天艰苦卓绝的激战，平息了宁王之乱。
但是，嬉好“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视战争为儿戏，却下旨要王阳明释放已成俘虏的朱宸濠，自己再来作一次活捉宁王的闹剧表演。王阳明考虑到，绝不能再让江西百姓遭受第二场战争的苦难，便甘冒抗旨杀头的风险，将已成俘虏的朱宸濠交人押送京城。
任何一场战争，对于黎民百姓来说，都无异于水深火热。为了让黎民百姓免遭涂炭，王阳明的赤子之心，苍天可鉴。
后人评价王阳明，称其“真三不朽”。所谓“三不朽”，是指“在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就立言而论，王阳明所写的那些陈述民间疾苦的奏疏，以及弥盗安民的文告，当然也属“立言”，但他真正的“立言”，却是他所创立的“心学”。
嘉靖六年，即1527年，五十五岁的王阳明与其两大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在居所附近的天泉桥上，对心学中的“四句教”进行了一场具有深度的讨论，史称“天泉证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王门“四句教”看似简单，其实正如王阳明自己所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
王阳明的“心学”看似深奥，但一经说破，却明白易懂。正直，仁爱，清廉，简朴，以及知耻知荣，修身励志等等，这一切美德的根本基础，都是晶莹纯洁的“良知”。因此，“致良知”的学说，其实就是利他、利众、利社稷国家的立德之学。
从在贵阳首倡“知行合一”开始，王阳明就开始了讲学活动。自此之后，全国许多的书院，都曾留下过他讲学的足迹。应当说，他五十岁以后在故乡讲学的岁月，才是他一生最为舒心的时光。
嘉靖六年，也就是1527年，他再次被朝廷起用，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远征广西的思恩、田州之乱。他一到广西，即用安抚的策略，迅速平定了局面，但王阳明由于力疾从事而一病不起，逝世于还乡之途，并留下了“吾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警语。
然而，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理论，却更加深入人心；王阳明所赢得的官声名节，却从此传之久远。后来，余姚学者为了研究需要，曾经远赴贵州、江西等地，沿着王阳明生前的行迹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凡是王阳明所到之处，当地百姓对他都有着极好的口碑。赣南地区的许多人家，还曾供奉过王阳明的长生牌位，代代相传，累世不绝。
静肃端庄的瑞云楼虽然有数进之多，但它却不是王阳明营造的，甚至也不是王阳明的父亲——成化年间的状元王华营造的，而是由王阳明的祖父租赁而来的。王阳明无暇，也无心置办房产，为国为民，终其一世，他只有两袖清风。
数百年间，瑞云楼经过风，经过雨，甚至经过一时的冷落，但是，它与王阳明浑然一体的堂正之气，却依旧长存。
虽然这位伟大的先哲，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五百年，但是，只要我们真正地走近王阳明，我们与那一盏盏驿路心灯，就近在咫尺之间。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弟①；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 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 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 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 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
孩子们啊，你们要听从教诲：勤奋读书，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要学习谦恭待人，一切按照礼仪行事；饮食要节制，少玩游戏；不要说谎，不要贪利；不要任情耍性，不要与人斗气；不要责备别人，但需管住自己。能够放低自己身份，这是有志气的表现；能够容纳别人，这才是有大的度量。做人，主要在于心地的好坏；心地好，才是善良之人；心地恶劣，是凶狠之人。譬如树上结的果子，它的心是蒂；如果蒂先败坏了，果子必然会坠落。我现在教诲你们的，全都在这里了。你应该好好听从，不要轻易放弃。
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学习，没有比先立下志向更重要的。不确立志向，好比栽树不栽培它的根而徒劳地对树木培土浇灌，劳苦却不会成功。
志向，就如气的统帅，人的性命，树的根本，水的源头。水源不疏通，那么川流就会停息，根本不予培植那么树木就会枯萎，性命不延续人就会死，人不立定志向就会气质昏浊。所以君子做学问，无时无处不以立志作为要务。
夫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久则志亦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
恶念，是后天的习气；善念，是先天的本性；本性被习气扰乱，那是因为没有立定志向。因此凡是做学问的，内心因不良习惯而改变，被不良风气所占据，就应该好好地反省，并端正自己的志向了。坚持的时间长了，人的志向就会慢慢地树立起来。做学问以立志为根本，志向立起来之后，做学问也就成功了一半。
对科举考试这件事情，我又怎么敢强迫于你呢。获悉你有这份立志向上的想法，对我来讲也够高兴的了。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
你在家里，一切应该遵从训戒来行事。勤读诗书、执守礼制，一天比一天进步，这才是我对你的期望。
我平生讲学，就“致良知”三个字。仁，指的是人心；良知而引发诚意、真爱、悲痛、忧伤，这就是仁，没有诚爱恻怛之心的，也就达不到良知了。你看到这里，应该加以好好的省悟。
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学无行，无师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尔辈当鉴吾既往，及时勉力，毋又自贻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
你们必须时刻牢记仁礼，把孝悌作为做人的根本，把做圣贤作为对自己的期望，为前人争光，为后人造福。我只是可惜小时候太顽皮学习不够刻苦，又没有老师朋友来好好督促我，所以到了中年，也没取得什么成就。你们应当吸取我年轻时的教训，抓紧时间努力，不要给自己的将来留下遗憾，就像我现在这样。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此文为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平定江西的动乱后，为晓喻南赣各县父老乡亲、兴立学社而颁布的文告。
现在教育孩子，一定要使他们顺着自己的兴趣，多加鼓励，使他们内心喜悦，那么他们自然就能不断进步。有如春天的和风细雨，滋润了花草树木，花木没有不萌芽发育的，自然能一天天地茁壮生长。如果遇到冰霜的侵袭，那么它们就会萧条破败，一天天地枯萎。
教导他们读书，不仅是为了开启他们的智慧，也是借此使他们在反复思索中存养他们的本心，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弘扬他们的志向。所有这些都是用来顺应他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志向，调理他们的性情，潜消默化他们粗俗愚顽的秉性，这样使他们每天在学习礼仪方面有所进步而不觉得艰难，性情在潜移默化之中达到了中正平和。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弟；为臣而傲，必不能忠。
汝曹为学，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进。“傲”之反为“谦”。“谦”字便是对症之药。非但是外貌卑逊，须是中心恭敬、撙节、退让，常见自己不是，真能虚己受人。故为子而谦，斯能孝；为弟而谦，斯能弟；为臣而谦，斯能忠。尧舜之圣，只是谦到至诚处，便是允恭克让、温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鲁之简①哉！
①伯鲁之简：《资治通鉴?周纪一》载，“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诫之词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词。问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词甚习。问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是为赵襄子，而果昌赵。”王阳明通过这个典故告诫长子正宪不要学伯鲁，要学无恤，要牢记长辈的教诲。
现在人的毛病，大多只因一个傲字。千罪百恶，都从傲上来。人一旦傲了，就会变得自以为是，不肯在别人面前屈服。所以，为子而傲，必然不是个孝顺父母的人；为弟而傲，必然不是个孝悌兄长的人；为臣而傲，必然不是个忠臣。
你等为学，首先要除去这一病根，才会取得更大进步。“傲”的反义词为“谦”。“谦”字便是对症治“傲”的药。做人不但容貌举止要表现出谦虚恭谨，内心也必须保持恭敬、节制、礼让，要常常看到自己的不对，真正能够虚心接受他人意见。所以，为子谦虚，就能做到孝父母；为弟谦虚，就能做到悌兄长；为臣谦虚，就能做到忠君主。尧和舜之所以成为圣人，是谦虚到了至诚的境界，那便是既有内心的诚实、恭敬和谦让，又有外在的温和之色、恭逊之容。你等应该以此勉励，遵记教导，千万不要出现像“伯鲁之简”那样的情况！
近日正思辈在此，始觉稍有分毫之益，决不可纵，今在家放荡过了也。此间良友比在家稍多，古人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是真实不诳语。
最近像侄子王正思这样的孩子在你们这里，开始发觉比以前有了一点点的进步，但你们决不可放纵他，如今在家里长辈们对他有点过于骄纵。在你们这里他能交到的良友会比他家里更多一点，古人说：“蓬草生长在麻丛中，不用扶持，自然挺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古人说：“要远离那些庸俗的人，应该与那些高明的人交朋友。”这句话说的好，足以作为警示，你们这些小孩子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朋友居五伦之内，一生学业要他帮助教导，异日儿女成行尊为父执①，此之谓取善辅仁②的朋友。若同恶相济，朋比为奸，当初虽谊胜漆胶，其后必盟寒车笠③，如是之人，不胜枚举。与其悔之於后，何如慎之於先。
③车笠：晋?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比喻不因为富贵而改变贫贱之交。
朋友属于五伦关系之内，人的一生，在学业上需要朋友的帮助教导，有朝一日自己儿女成长后会把他尊称为父亲的朋友，这就叫做能吸取长处培养自己仁德的好友。如果一起作恶，合伙勾结做邪恶之事，即使当初友谊亲密，曾有“车笠之盟”，日后必然因贫富的变换而忘记了贫贱之交，这种没有情谊之人，例子很多。与其到日后再后悔，还不如预先谨慎交友。
亲以共休戚，邻以助守望，皆人生应有之事。然或以贫富之互形而势同冰炭，或因一言之偶拂而视若寇雠①，一旦变生意外，谁为手援。故居家之道，不可无穷亲眷往来，不可无正经人交易。欲一言以蔽之，莫如存厚。
亲人之间应该休戚与共，邻里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关照，这都是人生中应该做到的事。然而有人以贫困、富贵的不同而造成水火不融，或者由于一句偶然话语的隔膜而变成仇敌，一旦发生变故，还会有谁伸出救援之手呢。因此居家的道理在于，要和贫穷的亲戚来往，同守道义的人交易。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保存厚道之心。
去浙东历史文化名城余姚，王阳明故居瑞云楼是必到之所。故居前面，矗立着一尊明代大儒的威武石像，便是姚江王氏家族的杰出典范王阳明。走进故居，正堂前上方抬头可见“吾心光明”四字，既包含着王阳明“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的心学悟道，也体现了王阳明临终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最后独白，更是对他毕其一生追求真理、心治家国的线年，王阳明诞生于此并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如今的故居内，“少年立志”、“龙场悟道”、“主政庐陵南赣”、“征战西南边疆”、“王学传播”等大量事迹的陈列，让我们感悟到：正是姚江王氏家族忠孝礼义、读书养性、淡泊明志之风的世代传承，促使王阳明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终成其德行兼备的高尚情操和文治武功的一生伟业。
“我今国事在身，岂复能记念家事，汝辈自宜体悉勉励，方是佳子弟尔。”通过《王阳明全集》这部煌煌巨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长辈的关心、对兄辈的叮嘱还是对晚辈的教诲，王阳明的封封家书，情真意切，融入着他对家规传承的总结与思考，肩负着作为整个家族榜样的使命。
如今的姚江王氏家族，已不仅仅限居在姚江两岸了。时代的变迁，城市化的推进，让我们很难再回到世代同居、同族相邻的过去。但在当地的一些山区仍有姚江王氏后裔的归隐集聚之地，李家塔村便是其中之一。这个村的王氏家族耕读世家、乡风淳朴，族中子女从小接受读书立志、知善知恶的家规祖训，王氏遗风，可谓一脉相承。
作为姚江王氏家族发源地的余姚，当地人民一直以来也同样为这个家族能培养出这么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而心存感念。王阳明故居、王阳明讲学处、阳明街道、阳明路、阳明公园、阳明小学、阳明中学，当地后人为之纪念的场所随处可觅；以王阳明廉政思想、家教家规理念、社会教育思想为重点的学术研究和探索也在当地方兴未艾，并初显成效。在姚江之畔的龙泉山中天阁，这个王阳明曾经的讲学处，堂前依然高高悬挂着先生撰写的《书中天阁勉诸生》校规，追古思今，当年门庭若市的讲学盛况似乎从未曾远去。在余姚中学，立着“知行合一”的校训石碑，以“童蒙养正”为核心的良知教育正日益成为当地各中小学校开展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同时也见证了近年来当地社会各界对王阳明思想的重视和运用。
一个家族规范引出的为人处世之道能上升到社会教育的高度，这是王氏家训的思想魅力，更见证了王阳明“吾心光明”的耀眼光芒。（陈科）
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是一座丰碑。作为心学集大成者，他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儒学集大成者孟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后人评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最为杰出者之一。
古来圣贤皆寂寞。但思想的光芒，终会穿透迷雾，烛照人心。在今天，当我们再度研读王阳明时，我们又能从先贤留下的精神财富中，获得哪些有关做人做事的启迪？
公元1529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内章江的一条船上，享年57岁。当时，王阳明正奉旨在广西平定叛乱，已病入膏肓，上奏朝廷乞求归乡。归乡途中，巨星陨落。临终时，他给侍奉于床前的门人周积留下一句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对“心”的探索，王阳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他的名言是：“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王阳明一生坎坷。他从小以神童知名，但数次科举失利，同学中有人以不中举为耻者，他笑道：“汝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中举之后，走上官场，又因得罪太监刘瑾而险遭杀身之祸；即便在平定宁王之乱、达到人生巅峰之时，也因小人馋告而差点失去一切……他曾经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我足复荆榛，雨雪更纷骤……”
但他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强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心是身体和万物的主宰，当心灵安定下来，不为外物所动时，本身所具备的巨大智慧便会显露出来。强大的内心，能够帮助一个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直到成为圣贤。
人人都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但走向内心的强大，要经过历练甚至磨难，王阳明就是最好的例子。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对王阳明推崇备至，曾说王阳明的心学堪称“震霆启寐，烈耀破迷”，他还有句话“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意思是说：修心养性，绝非一蹴而就。
王阳明小时候，堪称顽劣少年，各种记载中都有他行事乖张、屡遭殴打的故事。青年时代，他也一度迷惘，精神不知往何寄托，后人曾概括他年轻时的“五溺”：任侠、骑射、词章、神仙、佛氏。用今天的话来说，王阳明年轻时候，痴迷求仙拜佛，喜欢打打杀杀，走了不少弯路。
这种沉溺对年轻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在今天，也有很多与当年王阳明一般的同龄人，沉溺于游戏、追星、、金钱……但是很多人一直未能挣脱，一辈子沉溺其中，甚至成了悲剧的主角。
王阳明是如何完成自己的转变的？史载，在被贬谪到偏远蛮荒的贵州龙场驿时，某个晚上，习惯夜夜深思的王阳明，突然大悟“格物致知”之道，高兴得跳了起来，把睡着的仆人们都惊醒了，史称“龙场悟道”。但半夜悟道，颇多戏剧成份，应该说，王阳明悟道，是个从渐悟到顿悟的过程，尤其是到了龙场驿之后，结合自身处境，加上宁静的环境，日夜思想，终于大悟。
著名的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在《王阳明大传》一书中描写“龙场悟道”时说：“一天夜里，王阳明恍然顿悟，随即发狂般地欢呼雀跃起来，感觉就像云开雾散、豁然见阳光一样，终于使至今未曾参透的‘格物致知’之旨露出了真相。王阳明觉悟到：原来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王阳明曾经按照朱熹的学说，去格一草一物之理。有一次决定穷竹之理，他守在竹林中，“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自己反倒大病一场，如此努力，也没实现“心”与“理”的融合。
龙场顿悟，使王阳明第一次清楚认识到“心”与“理”的融合。“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既然知道了善恶，就应该在事上磨练，“格物致知”，不断为善去恶，“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格除各种浮思闲虑的干扰，让心从偏颇失控的不正常的状态，回归到不偏不倚的“中和境界”。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修行，对今天的人来说，无法重复王阳明悟道之过程，但王阳明始终保持好学深究、追求真理的态度，在事上磨练的精神，值得今人学习，更值得学习的是：王阳明对自我内心的关照。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是王阳明的名言。是的，无论身处什么时候，无论外界有多少监督，没有人能替你看顾你的内心－－除了你自己。
著名学者余秋雨曾这么形容王阳明：“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一代大师钱穆也说，他最佩服的三个人，是诸葛亮、王阳明、曾国藩－－这三人均文武双全。
王阳明一介书生，却能立下赫赫军功，令后人称奇。他的军功，主要是“三征”，按时间顺序，先是以赣南为中心，跨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地，一举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继而在江西快速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后人誉为用35天时间，平定了朱宸濠策划了三十年的叛乱；第三征是指成功讨伐广西思恩、田州以及断藤峡、八寨的叛贼。
“三征”当中，以平定宁王叛乱最为显赫，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挽救了大明王朝。当时王阳明任南赣巡抚，宁王叛乱，声势惊人，呈席卷之势，而王阳明手中无兵，却临危不乱，他一方面在袁州（今江西宜春）聚集各府县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另一方面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在南昌到处张贴假檄迷惑宸濠。为争取时间集结军队，他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宁王发兵攻打南京，却又故意泄露给宁王。此时，李、刘二人果然劝朱宸濠进兵南京，但朱宸濠大疑，按兵不动。过了十多天，勤王兵未至，宸濠发觉被骗，带兵攻下九江、南康，随即攻打安庆受挫，此时王阳明大军已集结完毕。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王阳明率兵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
赫赫军功，正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最成功的验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阳明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口若悬河、文章做得花团锦簇的，不知有多少人，但像王阳明这样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如此完美的，寥寥无几。
王阳明14岁时，开始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兵法，他认为儒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懂兵法，虽然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但当世的儒生仅仅是巧于章句，平时只关注科举及第和荣华富贵，做文章粉饰太平，一旦遇事，就束手无策。
王阳明的军功，并非依靠的是小聪明。他一直在学习，而且不像同时代寻常儒生那般学习，除了八股文，他致力学好兵法，并在少年时代出游四方，纵观山形地势，小小年纪，已有经略四方之志。
需要强调的是，只重视博闻强识，不修德行，或者对经世致用漠不关心，这些都违背了阳明学的主旨。
在王阳明看来，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体的，不分轻重，忽视任何一方都不能达到至善。如果儒学忽视治人，而只重视修己，那它就会变得和佛教、老庄一样，重视出世、超脱和独善其身。如果儒学忽视修己，而只重视治人，那它又会变得和法家、纵横家一样，重视功利和权力。前者虽然纯真，但却忽视现实；后者虽然重视现实，却缺乏纯真。
说王阳明，不得不说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优质的家教，淳正的家风，非常管用。
王阳明小时候是个调皮孩子，史料中有不少被父亲责打的纪录，少年时代，年少轻狂，也常被父亲呵斥。例如，他十五岁的时候，愤怒于叛乱四起、攻城略地，便跟父亲说：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陈述对策，并请皇帝像当年汉武帝授权侍臣终军一样，给他“壮卒万人，削平草寇，以靖海内”。王阳明父亲一听，怒吼起来：“汝病狂耶！书生妄言取死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你有病啊？你找死啊！”王阳明被骂之后，不吭声了，老实读书。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不是寻常人，从小聪慧，过目不忘，36岁时考中状元，至少这科举成绩，比儿子要好得多。而且王华道德高尚，品行纯正。
有一个故事，讲王华中状元之前，在祁阳教书期满，告别祁阳文友，准备回家参加乡试。学子们设宴为他饯行，有人将宴席安排在水中央的一座亭子里，还事先藏了两个在里面。席散之后，众人都告辞乘船上岸而去，将王华安置在亭里歇息。两个从内里出来，王华吃惊不小，急忙呼船，可是船都已走远，无奈王华只得拆了扇门板渡水而归，祁阳人无不佩服他的人品。
王华是个好父亲，对儿子在学问与道德方面一直要求严格，但并不一味禁锢儿子的思想，他为人坦荡真诚，急公好义，且有一副峥峥铁骨，不媚佞人。宦官刘瑾专权时，朝中大臣纷纷奔走其门，而王华却不与其来往。刘瑾素慕王华为人，曾两次派人对王华说，他与王华有旧，王华若能去见他一面，可入阁为相。王华操持坚定，不肯趋附刘瑾。此时正好王阳明得罪了刘瑾，于是这对父子双双遭殃。王阳明被贬往贵州龙场驿，王华也被迫致仕，但他回乡后，以读书自娱，侍奉百岁老母，自己虽年已七十，仍行孝于床前，为世人称赞。一直到刘瑾事败被诛后，王华恢复原官。后来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反遭奸臣诬陷，官府甚至派人到王华家中记录资产房屋等等，一付要抄家的模样，亲朋好友惊恐不已，但王华泰然自若。
在王阳明科举考试登第后，王华的同榜进士榜眼黄珣曾写诗给王华，题为《贺年侄王伯安登第》，最后两句是：“相看尽道登科乐，却合同担廊庙忧。”父子俩，都是以一己之力，为国担忧的读书人。
阳明心学，影响深远；家风浩荡，泽被后世。在今天乃至未来，王阳明的思想还在源源不断启迪着世人，照亮着后来人前行的路。（关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