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2017年暑期，大批“小候鸟”陆续抵京，与家人团聚过暑假。图为从北京西站出站口走出的两个“小候鸟”。从铁路部门获悉，2017年铁路暑运从7月1日至8月31日，共62天。暑运期间，北京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5950万人次，同比增加207.2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96万人次，增长3.6%。视觉中国供图
出了北京南四环，再往南走上一段，楼变少、变矮，天空就显得分外大。远远望去，原本瘦弱的李雨蒙便更显瘦小。
15岁的她在河南省周口市某县城中学读初二，这是她在北京度过的第八个暑假，只不过这个暑假分外忙碌。早上7点左右，李雨蒙给弟弟做好早饭，便得赶往农贸批发市场，帮父母打点蔬菜生意，这也不太难——装包、收钱，练习了半个多月的李雨蒙动作已很熟练。
天亮之前，那是整个批发市场最热闹的时候，灯光下的人流匆匆，面包车、三轮车、电动车等各式车辆在排排装菜的大卡车间走走停停，问价砍价的声音混杂着不同口音，似乎淹没了其他所有的声响。而白天的客流则稀落得多，对此李雨蒙甚至有些窃喜，这样她就会有不少闲暇，玩手机，偶尔和爸妈说上一两句闲话。
天色暗下来，李雨蒙先回家，给爸妈和弟弟准备好晚饭……而新的一天依然重复着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这样的暑假有些单调、有些累，她有时也耍下小脾气，抱怨两句，但下个暑假她还是愿意来这里，毕竟“爸妈在啊”。
对于李雨蒙这样处于留守状态的农村孩子，每年的暑假像是个被延长的节日，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或者说，因为爸妈在身边，这时候的他们才更像是个孩子。在暑假里，在城市的菜摊边、家具城里、家电安装车上……处处有小候鸟的身影。
做家务、干农活已不在话下，如今的她还成了“理财小能手”，比如对于她与弟弟每个月约1000元的生活费，如何花得少又能过得不那么委屈，她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以致月月还能有结余，对此她很骄傲，她总强调“我都18岁了”。
“但你不觉得长大很残忍吗？”孙阳阳又问记者。在她这个年纪，她的一位同村同岁好友已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比她大一岁的表哥已在外打工了6年，而长得还可以的她早已成村中媒婆们争抢的“香饽饽”，尽管她高中还没念完。
“可村里都是这样，学习不好的女孩子就早早订了婆家，一般订亲后第二年就会结婚生孩子……”孙阳阳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她还在努力与之划清界限，她想“考上大学，去看看姐姐所说的大学是什么样儿”。在她眼里，她姐姐就是她的奋斗目标，也是她所在的村子里至今唯一一位考上名校的大学生。
然而，李雨蒙决定新学期转到乡中学念书，而那里一般是“那些考不上县中学的差学生才去的地方”。
“嗯，确定。”李雨蒙也反复确认，她说，那个县城中学是很多人“托关系”“烧钱”才能进得去，更何况她所在的班还是“重点实验班”，但自己“实在跟不上进度，老师讲得太快”。
在班上，送礼的学生无疑能让班主任高看几眼、厚待几分。对于不送礼的学生，比如李雨蒙，班主任或不闻不问，或“狠劲儿批评”，所以李雨蒙讨厌这位老师，“我家没那么多钱，又能怎么办呢？”而转到乡中学去考上好高中的几率大打折扣，她的“大学梦”也更模糊不清，“就尽力吧”。
孙阳阳只知道她明年要参加高考，她的英语还没学好，数学也让她头疼，平时在学校还能向老师和同学请教，但暑期只能自己“死磕”。毕竟她爸妈还没她“学历”高，而他们务工所在的天津城郊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补习班。
她无法想象，在距离她约50公里的天津市、100公里左右的北京市，那里的孩子如何在暑假“充电”学习。但她知道的是，她来自县城的同学在朋友圈晒了正在游学的图文。“游学”是什么意思？她喃喃地问。不过在县城读完初中又念了高中，她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差距，也明白了那个简单的道理——“人比人，气死人”。
“人穷只能靠自己，尽自己最大努力呗。”孙阳阳说，以一副“小大人”的口吻，但懵懵懂懂的她哪里真正懂得“大人”世界中的艰辛与残忍。
“有钱什么都行，没钱什么都不行。”孙阳阳的父亲孙山仿佛把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看透了一般。
孙山是有过些钱、过过殷实日子的。但5年前做生意赔了，不仅把多年积蓄都搭了进去，还欠了一债，这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亲戚一度躲瘟疫般躲着他，他甚至因此憋出一身病来。
这期间，他的大女儿恰巧大学毕业，早早找好了工作补贴家用，这让他觉得“像种了一季的小麦，终于到了丰收的季节”。
他细算了一笔账，供大女儿上完大学至少花了30万元，虽然他大女儿从未上过补习班，从初中到高中因成绩不错，学费、住宿费全免。
但他觉得花再多钱都值得，“那些让孩子去打工的都只看眼前，打不动工了还不得回来种地？上了大学就彻底不用做老农民了”。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向别人嚷：“你家有钱有啥了不起？你家有名牌大学生吗？”村里人笑他：“你家有大学生了，你家还有钱吗？”
孙山曾想过把家里的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哪个孩子若说不想上学，不是被劈头盖脸骂一顿，就是跪在砖上被打一顿，或关禁闭。但如今，他觉得实现这一“宏愿”越发吃力，一是因为“老了，挣不动钱了，把债还完了算不错了”；二是他发现后几个孩子的成绩不够拔尖。
但像孙山这样读过几天书，还能把孩子培养成重点大学学生的农民工并不多。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在北京做水果生意的杨树珍，则属于从未上过学的那一拨儿。
杨树珍来自河北农村，20岁便嫁给了同村的男人，不认识字。而两年前决定出来打工，是因为家里外债累累，“外面的钱好挣，有时一天能挣四五百元”，而且男人一个人在外面总归不放心。
至于儿子宋鑫的功课，她不是很懂，只能根据孩子在班级的排名来判断其学习进步与否。只要孩子在看书，杨树珍就高兴，如果是在玩手机，她就忍不住批评上几句，虽然这并非时时管用。“孩子懂事儿，也争气，学习都是自己学，我们都帮不了啥，除了给他钱”。
和村里早早辍学打工的同龄人相比，宋鑫已经算是很“有出息”，但和县城里的学生相比，成绩徘徊在中游的他感觉要吃力得多。上初中，他才接触英语，所以第一次英语考试他才得了30多分。至今英语仍是他的软肋。那些能流畅朗读英语的同学往往来自县城，多才多艺，打扮时尚，到了初中他才知道“原来一双鞋也能卖一两千元”。
将升高二的他，为“把成绩提一提”，今年来北京过暑假时提出想补习下英语。没想到，他的爸妈爽快地答应了。他妈妈说：“今年刚把家里的外债还完，以后赚了钱都供孩子上学。”
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上课外补习班，为期一个月，每天一节课，一节课50元，共需1000元，而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同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
教育部等九部门于去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曾提到，广泛开展各类教育培训，要重点面向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思想道德、民主法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同时重视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开展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和各类残疾人的培训服务等。
但孙山、杨树珍并未曾听过相关培训，或享受过这样的“福利”。像他们这样流动于不同城市，蜗居在城郊村或城中村的农村流动父母，比守在家中的农村父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可控性”，在教育孩子方面相较更为“简单粗暴”。
“尽管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遇到的学习困难总是比别的孩子多得多，但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这些孩子终究来自农村，是农村的娃。所以，孩子教育成就上的差距不完全是‘流动’或‘留守’所产生的影响，儿童之间最基本的分界仍然是城乡差异，是原生家庭间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精明认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认知水平、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局限，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相对而言更缺乏“眼界和见识”。
而那些处于弱势的农村家庭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输了一截。在刘精明看来，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说高考是一种主要的社会选择方式的话，那么它衡量的就不仅是某个儿童个体，而是对一类人，或者说是对一类家庭选择的结果”。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1.6亿多的外出农民工，会产生多少小候鸟？具体数据很难准确得出，但这个群体不容忽视。对这些抱着大学梦、有极强上进动力的“小候鸟”来说，如何向前追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皓建议，首先要搞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基础，如果基础教育都搞不好，后面就很难追赶”。
“在越来越稳定的社会，长距离的阶层跨越是比较难的，但近距离或邻近阶层的跨越仍可能频繁产生。”刘精明表示，教育对社会流动的意义，可能并不仅是当下这一代人命运的改变，而是在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中几代人的境遇、命运的持续性变化，“等二三十年过后，我们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人的境遇与我们自己这一代相比，或许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并不能只看眼前的、暂时的，要从一个长远的社会流动历程来看，看到一点点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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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北京南四环，再往南走上一段，楼变少、变矮，天空就显得分外大。远远望去，原本瘦弱的李雨蒙便更显瘦小。
15岁的她在河南省周口市某县城中学读初二，这是她在北京度过的第八个暑假，只不过这个暑假分外忙碌。早上7点左右，李雨蒙给弟弟做好早饭，便得赶往农贸批发市场，帮父母打点蔬菜生意，这也不太难——装包、收钱，练习了半个多月的李雨蒙动作已很熟练。
天亮之前，那是整个批发市场最热闹的时候，灯光下的人流匆匆，面包车、三轮车、电动车等各式车辆在排排装菜的大卡车间走走停停，问价砍价的声音混杂着不同口音，似乎淹没了其他所有的声响。而白天的客流则稀落得多，对此李雨蒙甚至有些窃喜，这样她就会有不少闲暇，玩手机，偶尔和爸妈说上一两句闲话。
天色暗下来，李雨蒙先回家，给爸妈和弟弟准备好晚饭……而新的一天依然重复着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这样的暑假有些单调、有些累，她有时也耍下小脾气，抱怨两句，但下个暑假她还是愿意来这里，毕竟“爸妈在啊”。
对于李雨蒙这样处于留守状态的农村孩子，每年的暑假像是个被延长的节日，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或者说，因为爸妈在身边，这时候的他们才更像是个孩子。在暑假里，在城市的菜摊边、家具城里、家电安装车上……处处有小候鸟的身影。
做家务、干农活已不在话下，如今的她还成了“理财小能手”，比如对于她与弟弟每个月约1000元的生活费，如何花得少又能过得不那么委屈，她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以致月月还能有结余，对此她很骄傲，她总强调“我都18岁了”。
“但你不觉得长大很残忍吗？”孙阳阳又问记者。在她这个年纪，她的一位同村同岁好友已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比她大一岁的表哥已在外打工了6年，而长得还可以的她早已成村中媒婆们争抢的“香饽饽”，尽管她高中还没念完。
“可村里都是这样，学习不好的女孩子就早早订了婆家，一般订亲后第二年就会结婚生孩子……”孙阳阳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她还在努力与之划清界限，她想“考上大学，去看看姐姐所说的大学是什么样儿”。在她眼里，她姐姐就是她的奋斗目标，也是她所在的村子里至今唯一一位考上名校的大学生。
然而，李雨蒙决定新学期转到乡中学念书，而那里一般是“那些考不上县中学的差学生才去的地方”。
“嗯，确定。”李雨蒙也反复确认，她说，那个县城中学是很多人“托关系”“烧钱”才能进得去，更何况她所在的班还是“重点实验班”，但自己“实在跟不上进度，老师讲得太快”。
在班上，送礼的学生无疑能让班主任高看几眼、厚待几分。对于不送礼的学生，比如李雨蒙，班主任或不闻不问，或“狠劲儿批评”，所以李雨蒙讨厌这位老师，“我家没那么多钱，又能怎么办呢？”而转到乡中学去考上好高中的几率大打折扣，她的“大学梦”也更模糊不清，“就尽力吧”。
孙阳阳只知道她明年要参加高考，她的英语还没学好，数学也让她头疼，平时在学校还能向老师和同学请教，但暑期只能自己“死磕”。毕竟她爸妈还没她“学历”高，而他们务工所在的天津城郊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补习班。
她无法想象，在距离她约50公里的天津市、100公里左右的北京市，那里的孩子如何在暑假“充电”学习。但她知道的是，她来自县城的同学在朋友圈晒了正在游学的图文。“游学”是什么意思？她喃喃地问。不过在县城读完初中又念了高中，她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差距，也明白了那个简单的道理——“人比人，气死人”。
“人穷只能靠自己，尽自己最大努力呗。”孙阳阳说，以一副“小大人”的口吻，但懵懵懂懂的她哪里真正懂得“大人”世界中的艰辛与残忍。
“有钱什么都行，没钱什么都不行。”孙阳阳的父亲孙山仿佛把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看透了一般。
孙山是有过些钱、过过殷实日子的。但5年前做生意赔了，不仅把多年积蓄都搭了进去，还欠了一债，这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亲戚一度躲瘟疫般躲着他，他甚至因此憋出一身病来。
这期间，他的大女儿恰巧大学毕业，早早找好了工作补贴家用，这让他觉得“像种了一季的小麦，终于到了丰收的季节”。
他细算了一笔账，供大女儿上完大学至少花了30万元，虽然他大女儿从未上过补习班，从初中到高中因成绩不错，学费、住宿费全免。
但他觉得花再多钱都值得，“那些让孩子去打工的都只看眼前，打不动工了还不得回来种地？上了大学就彻底不用做老农民了”。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向别人嚷：“你家有钱有啥了不起？你家有名牌大学生吗？”村里人笑他：“你家有大学生了，你家还有钱吗？”
孙山曾想过把家里的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哪个孩子若说不想上学，不是被劈头盖脸骂一顿，就是跪在砖上被打一顿，或关禁闭。但如今，他觉得实现这一“宏愿”越发吃力，一是因为“老了，挣不动钱了，把债还完了算不错了”；二是他发现后几个孩子的成绩不够拔尖。
但像孙山这样读过几天书，还能把孩子培养成重点大学学生的农民工并不多。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在北京做水果生意的杨树珍，则属于从未上过学的那一拨儿。
杨树珍来自河北农村，20岁便嫁给了同村的男人，不认识字。而两年前决定出来打工，是因为家里外债累累，“外面的钱好挣，有时一天能挣四五百元”，而且男人一个人在外面总归不放心。
至于儿子宋鑫的功课，她不是很懂，只能根据孩子在班级的排名来判断其学习进步与否。只要孩子在看书，杨树珍就高兴，如果是在玩手机，她就忍不住批评上几句，虽然这并非时时管用。“孩子懂事儿，也争气，学习都是自己学，我们都帮不了啥，除了给他钱”。
和村里早早辍学打工的同龄人相比，宋鑫已经算是很“有出息”，但和县城里的学生相比，成绩徘徊在中游的他感觉要吃力得多。上初中，他才接触英语，所以第一次英语考试他才得了30多分。至今英语仍是他的软肋。那些能流畅朗读英语的同学往往来自县城，多才多艺，打扮时尚，到了初中他才知道“原来一双鞋也能卖一两千元”。
将升高二的他，为“把成绩提一提”，今年来北京过暑假时提出想补习下英语。没想到，他的爸妈爽快地答应了。他妈妈说：“今年刚把家里的外债还完，以后赚了钱都供孩子上学。”
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上课外补习班，为期一个月，每天一节课，一节课50元，共需1000元，而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同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
教育部等九部门于去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曾提到，广泛开展各类教育培训，要重点面向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思想道德、民主法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同时重视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开展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和各类残疾人的培训服务等。
但孙山、杨树珍并未曾听过相关培训，或享受过这样的“福利”。像他们这样流动于不同城市，蜗居在城郊村或城中村的农村流动父母，比守在家中的农村父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可控性”，在教育孩子方面相较更为“简单粗暴”。
“尽管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遇到的学习困难总是比别的孩子多得多，但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这些孩子终究来自农村，是农村的娃。所以，孩子教育成就上的差距不完全是‘流动’或‘留守’所产生的影响，儿童之间最基本的分界仍然是城乡差异，是原生家庭间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精明认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认知水平、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局限，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相对而言更缺乏“眼界和见识”。
而那些处于弱势的农村家庭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输了一截。在刘精明看来，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说高考是一种主要的社会选择方式的话，那么它衡量的就不仅是某个儿童个体，而是对一类人，或者说是对一类家庭选择的结果”。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1.6亿多的外出农民工，会产生多少小候鸟？具体数据很难准确得出，但这个群体不容忽视。对这些抱着大学梦、有极强上进动力的“小候鸟”来说，如何向前追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皓建议，首先要搞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基础，如果基础教育都搞不好，后面就很难追赶”。
“在越来越稳定的社会，长距离的阶层跨越是比较难的，但近距离或邻近阶层的跨越仍可能频繁产生。”刘精明表示，教育对社会流动的意义，可能并不仅是当下这一代人命运的改变，而是在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中几代人的境遇、命运的持续性变化，“等二三十年过后，我们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人的境遇与我们自己这一代相比，或许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并不能只看眼前的、暂时的，要从一个长远的社会流动历程来看，看到一点点在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