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游学”二字。《史记·春申君列传》称：“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北史·樊深传》中也有“游学于汾晋间，习天文及算历之术”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很多名人都有“游学”经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即是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一旦远游学，如舟涉江湖。古代游学标志性人物是先秦时期的孔子，可以说孔子开了中国游学风气之先。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各诸侯国长达14年之久，一生遍及卫、陈、鲁、宋、郑、蔡、楚诸国。不只孔子，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无一不是在游学中成长，如墨子、庄子、孙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任谁都是震烁古今的悠悠游士。

　　秦之后，游学之风不减。司马迁20岁即开始远游各地名山大川，从当时的京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州区东），经南阳，在南郡（湖北江陵）渡江，抵达长沙，来到屈原自尽的汨罗江江边，凭吊诗人……历时数年，把大半个中国都游遍了，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为《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了唐代，李白动辄“仰天大笑出门去”。与李白一样闻名的杜甫，看似清苦，可也经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明朝的徐霞客，更是把游历当做生活方式，写就了名传千古的《徐霞客游记》。当代学者、作家余秋雨，游而学之，写出凭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的散文集《文化苦旅》。

　　可以说，他们的“游”，就是“学”。天地之间，只是课堂、书院的延伸；所遇之人、之物、之事，都是赋予他们学识与智慧的独特的老师。

　　现在，交通条件大幅改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再是用双脚丈量大地的苦旅，也不是乘辚辚之车徐徐而行的慢生活，而是在高铁或飞机上，千里万里转瞬即至的零距离。这样的旅途少了许多乐趣，也少了许多增长知识与智慧的机遇。但并不表示学生们就只能坐困课堂，踟蹰于书本间。毕竟，没有旅途，还有目的地。

　　因此，从“游”到“研”，应该是现代中小学生学习的另一途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这样重要的生活，在于书本，在于课堂，更在于天地间。

　　最近，笔者与江西的一群中学生开展了一次研学活动，就深切地感知到研学的必要性。在南昌军事主题公园（军事装备展示中心），当学生们看到昂首欲飞的“轰六”轰炸机时，现场问带队老师：“飞机为什么能飞？”相信他们以后在课堂上学习此类知识时，一定会更加聚精会神；在汤显祖纪念馆，当讲解员介绍，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就是南城人时，学生们一个个显得非常惊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些，课本上可以学到，但通过研学，可以学得更加深刻。因为这种知识，竟然是以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撞击着自己的大脑和心灵。这是走出从“学校到学校”、从“课堂到课堂”的封闭圈，不断地拓展教育边界的一种教育成果。

　　不过，对于中小学生研学，笔者有两个“关键词”不吐不快。第一个“关键词”是“预习”，即充分做好研学的准备，尤其是知识上的准备。以“有备”之姿态，行“研学”之过程，才不至于知识如“穿堂风”般瞬间而过，除了几张照片，什么都没在脑子里留下。

　　第二个“关键词”是“复习”，即要求学生研学之后，做一些简单而又必要的总结，此次研学过程中，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要能说出个一二三四。哪怕这些个一二三四，只是脑洞大开，只是奇思怪想，也比什么都抓不住、摸不着的好。

　　从“游学”到“研学”，是一条线，一条由古至今的教育传承之线；也是一种变，一种与时俱进的教育应时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