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身处何种情景、什么时代，教育，总该是有一些更高远的追求，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但总得去想一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在《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表达自己对于教育的期待。

　　然而无论在林小英教授的著作中，还是在我们生活的现实里，教育在大部分时间都成为适者生存的竞赛，适龄者和他们的家庭一起被卷入其中，企图在这场竞赛中为自己的未来，搏出一条生路。

　　丽华曾是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一中的学生。高中期间，丽华偶然参与到了一家专注于做县域学生素质教育的非营利机构——PEER毅恒挚友的驻校的项目中，之后，她被应试教育筑起的世界观开始松动。经历过坍塌、迷茫、重建之后，丽华开始从体系中夺回自我教育的权利，在教育环境更加落后的县域，尝试突破制度和环境的枷锁，看到教育、生活和世界的另一重面貌。

　　我们关注丽华的故事，希望在对个案的记录中，揭开县中教育生态的一个侧面，描摹县中教育的点滴进步。尽管我们难以归结出PEER等非盈利机构在县中教育改革中的真正作用，但总归可以观察到县中教育经历的诸多变化。本文以PEER为案例，试图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讲述，呈现出非盈利机构介入县域教育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2012年，伴随着城市化大潮，丽华的父母决定举家从怀化市铁坡镇联家村迁到怀化市中心，希望在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

　　“那已经是城市迁移的末尾了，我们没有抓住那个时代的尾巴，”丽华颇为无奈地说。缺少更好工作机会的父亲，只能去工地务工，母亲则选择做家政。同时，丽华和弟弟作为在城区无房产、无户籍的“两无学生”，只能被迫选择费用昂贵的私立学校继续学业。

　　“同样是三年级，我的朋友可能只要三四百块的学费，但我就要大概一千五百块，还要加上各种学杂费和我弟弟上学的费用，我们家的经济压力非常大。”丽华说。

　　值得欣慰的是，当时丽华的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几名，并且通过中考进入湖南省中方县第一中学，这是一所县级重点高中。丽华回忆，当时全年级70多个学生里，考上高中的还不到10个人。

　　“但自从上高中以后，我的成绩就‘卡住了’。”当时的丽华不管怎么努力，成绩就是上不去。

　　高中体育课，加上课间休息一共90分钟，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自由活动。每当此时，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成群结队的，只有丽华一个人站在原地呆呆张望，不知道去融入哪个群体，也不知道该怎样融进去。

　　“因为体育课是不让同学们室的，我就会去超市里面假装逛超市，有时候甚至想躲到厕所里。”这种无助感让丽华十分痛苦。

　　那时在丽华眼里，取得好成绩、离开县中去上大学，不仅是教育制度划定的最佳路线，也是她脱离贫困和孤独的唯一选择。

　　为此，她尝试过深夜偷藏在宿舍厕所里背英语单词、死记硬背和大量刷题等各种方法，但越是用这样机械的方法学习，成绩越是没有起色，心中越是充满了对家人和老师的亏欠，又因为无力经营人际关系陷入更深的孤独，就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

　　曾经，县中靠“能吃苦”，闯出过一片天地。彼时，县中的学生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投入学习中，靠着苦读、刷题、记忆等“笨办法”，形成与应试教育逻辑相契合的“县中模式”，让一大批寒门学子通过县中、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但随着城镇化脚步加快和政策变化，城市里的学校开始进行跨区域招生，即俗称的“掐尖”。他们以更优异的教育环境、师资条件等为筹码，将县中优秀的学生吸纳进城市学校中，转化成自身漂亮的升学率。

　　同时，河北衡水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等“超级中学”，将能吃苦的“县中模式”与城市学校的跨区域招生结合起来，再配合上大批身经百战的教师，形成了超高的“清北率”“重本率”，继而吸引了更多的优质生源。

　　县中教育，就在这样的双重夹击下走向衰落，进入县中的孩子，也不再被期盼成为“寒门贵子”。

　　林小英老师在《县中的孩子》一书中写道：“不出几年，县中衰败与生源流失就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县中加速衰败，生源加速流失。”

　　首先是物质更新的缓慢。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明确将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其他教育（含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三个方面，不同的地区划分入不同的档位，国家和地区按照相应的比例承担经费。

　　林小英老师观察到，在这种安排下，县中学校依然面临办学经费紧张和收支自主性不足的问题。大到盖一座教学楼，小到更换桌椅板凳，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县域中学，经费大多时候只能仰赖有限的拨款，而这些款项能够分拨多少、何时分拨到位，又掌握在县级政府而非学校自己手中。

　　南方周末发布的《中国乡村教育调查报告（2021-2022学年）》（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中写道：“音乐、体育、心理教育、性教育等传统意义上的副科，对素质教育来说是必修课，但对应试教育来说则是可有可无。在师资力量不足的乡村地区，基本处于完全空白的境地”。

　　《调查报告》显示，县乡地区的基础教育依旧在扮演晋升通道的角色，而且这个通道本身是残破不全的，不仅缺少音乐课、美术课等所谓“副科”的专职教师，就连没有英语老师也是很常见的。

　　就这样，对于丽华这样个体而言，“教育资源有限-学习成绩差-身心健康受影响-得不到有效帮助-成绩进一步下滑”，成了困住他们的循环魔咒。

　　而对于整个县中教育，“教育条件落后-学生资质一般-高考成绩不理想-学校名声差-优秀生源流失-学校无法获得更好的资源”，这样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也在隐秘地进行着，并且把更多像丽华一样的学生拖入深渊。

　　“我的改变是开始于一个鼓励独立思考、探索和阅读的公益教育项目。在其中我和伙伴们产生了思维碰撞，意识到高考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真实的世界。”

　　丽华参与的公益教育项目致力于在县域中学推广博雅和人文素质教育，旨在为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教育体验。

　　“压抑”，这是公益教育组织PEER的宣传官梁欣然发现的问题，在她的观察中，这种压抑首先来自空间。

　　面对不断收缩的活动空间，人文素质教育应致力于为学生提供自由空间，让学生拥有自主选择权。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学校里面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的，他连别的班都不敢去，因为学校一般也不让串班。然后他进老师办公室，其实不太敢进。”梁欣然告诉我们，“它的活动范围很小，要么在操场上，要么在教室里，要么在宿舍里，但总是被要求，没有一个真的可以让他无所顾忌走进走出的地方。”

　　梁欣然曾观察到，在长沙市长沙县的项目办公室旁边一座高楼上，能够同时看到一所县级高中和一个戒毒所，看似毫不相干的两群人，竟然拥有一样的生活轨迹。“一群人出来了，在操场上做操，然后一群人又进了教室或者监狱，如此反复，很有隐喻感的一个画面。”

　　这个空间最初的设想很简单，只是一个用于学生在下课或午休时间进行阅读和活动的开放空间。但是与学校里其他地方不同，学生进门不用打报告，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丽华就读的中方一中开辟出的活动空间为例，这里有摆满书籍的书架、供团体讨论的圆桌，还有满墙的照片和挂在空中的气球，是一个综合了图书馆、音乐教室、活动室等多种功能的综合空间。进入其中的学生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

　　“他们可能就是来活动空间下一局棋、翻个书、和朋友聊聊天，他们就是需要这些事情，没什么特别的。”梁欣然说。

　　在为学生提供属于他们的自由空间之外，如何帮助学生探索自我、面对自我，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命题。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PEER的戏剧疗愈工作坊项目。”丽华说。在该项目中，参与者可以通过戏剧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进而完成自我疗愈。

　　在一次活动中，工作坊的主持者竹飞引导参与者用自己的身体去表演一个参与者的内心场景。丽华在这次表演中，不由得想起曾经在农村的生活：在田间劳作的父母，虽然辛苦但健康；想起秋天父亲给自己抓的大螃蟹，想起家里的玉米丰收随手摘的野果，还有8月里那么丰盛的猕猴桃，满树的果子，全家人怎么吃都吃不完。

　　还有家里的小黄狗。小学时，丽华需要穿过阴暗的山谷，再翻越一座山才能走到学校。小黄狗总会在半山腰的地方就飞奔过来，然后陪她慢慢走回家。

　　“可是，我们后来搬到了大城市里，卖掉了狗狗，挤在一间很小的出租房里。我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么辛苦，供自己上学，我却没有考上好的高中，很自责。”

　　在恍然出神的瞬间里，丽华同时看到了三个自己。一个是现在的自己，有点压抑、伤心，有点失望；一个是小时候的自己，特别有活力，热情、调皮、快乐。“还有一个未来的自己，不管怎么样，那一刻我觉得未来的自己是一个有勇气的人，热爱生命和我的生活。”

　　也是在那次表演之后，丽华第一次将心中所有的压抑一股脑儿倾诉给了公益教育组织的老师，虽然丽华已经想不起来当时老师对自己说了什么，只记得听了老师的话之后，她转身飞奔向学校的大操场，围着那个操场使劲儿地奔跑。

　　有了前述的经历之后，丽华“自我教育”的欲望被充分激发出来，进行“自我教育”的途径也逐渐清晰起来。

　　曾经的丽华以为，世界上的书籍只有那些从小学开始就被要求阅读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四大名著等文学作品，互联网对她来说也只是一个社交和娱乐的工具。资源就以这样“平等的假面”被丽华和很多身处县域的孩子“不平等”地利用着。

　　透过这扇窗，丽华看到了学习的更多可能性。她通过和公益教育组织的驻校志愿者沟通，了解口语沟通表达的方法技巧；通过参与游学项目，发现和不同的人群对谈，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她开始更为广泛地、带着好奇心去主动阅读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借助互联网接触公众号文章、TED演讲等新鲜事物，甚至在线上的社群中主动发起读书会，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会独立思考，去探索、阅读和反思，和不同的人产生思维碰撞。意识到高考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真实的世界。”在回答“我是如何成为我的”这个议题时，丽华这样说道。

　　正如在溆浦一中工作的驻校志愿者邓鹏卓所说：“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就是让人成为更完整的人，就是让他成为他自己，不是为了成为任何别人让他成为的人，不是为了给他施加任何（东西），不是为了跟这个系统对抗而存在的，而是让他还原他自己本真的那个状态。”

　　在高考中，丽华的成绩还不到400分，这个成绩只能匹配到大专院校，这也是多数同龄、同分数的人眼中最好的选择。但是丽华最关心的却是“为什么要读大学？”

　　为了解答这个疑惑，丽华利用高考结束后的暑假参加了“少年E计划”。这个计划是公益教育组织PEER为高三毕业生策划的“模拟大学”夏令营，希望学生们借助社会探索和调研，提前体验大学生活，学习各项实用技能。

　　丽华在夏令营中学习PS、编程、自我管理等大学需要的技能，还在老师的带领下自主发起社团，走访长沙的古街区。每天早晨，秘书长刘泓还会带着他们爬到岳麓山上读《论语》。

　　但是，丽华在面对这些新鲜的知识和变化时，不再如同初见时般热血沸腾，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看着自己的生活好像非常丰满，我也承认我的外在表现确实丰富多彩，但是这种丰富多彩其实只是内在混乱的一种外在反映。”

　　同一时段内，丽华的父亲查出癌症，病情的快速恶化更对她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她眼看着父亲从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变成一个瘦骨嶙峋的病人，看着父亲的健康与自尊在死亡面前凋零败落，直到最后亲眼目送父亲离世，丽华常常觉得喘不过气，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慌乱与压力。

　　经历过探索和失去，丽华发现自己仍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于是，她决定先回到既定的轨道上去。她给自己设定了一年的期限去体验大专生活。她想，如果一年时间自己可以适应并且取得理想的成绩，那么就继续读下去，努力专升本，甚至读到硕士、博士。

　　但是丽华发现，大专的生活并不是她想象中的大学的样子。“学生在下面趴了一大片低头玩手机，老师仍然坚持在台上不停地念PPT；很水的机械化考试，学生们可以拿两部手机，一部用来搜题，一部用来答题……”

　　丽华说，自己没有办法适应这种大环境，“没有勇气冲破沉默，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分享想法；更没有勇气主动地和老师交流。”她意识到，在这里，她无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这个决定在梁欣然看起来是“危险”的，因为它注定要让丽华走上一条更艰难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这让梁欣然和诸多同仁开始反思，他们与丽华的互动，是否成为她作出这一“危险”决定的决定性因素？

　　“很多学生可能会有那种青春期的特别心理，会强调自己的感受更多，也特别想要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忽略掉跟朋辈的合作关系，或者跟社会结构的互动。”梁欣然说。

　　更需要思考的是，丽华被启发的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自我反思等等，其实对于个人成长而言都是有益的，为什么具备了这些能力的她，却不停地碰壁？

　　林小英老师通过调研发现，县域孩子的出路，在他们认识自我之前，甚至在他们进入教育系统之前，就已经被系统残酷地划定了未来：

　　第一层是在村小就读的孩子，他们本来就是家庭资本较弱、父母辈已经经过社会筛选后剩下的孩子。

　　第二层是在镇中心学校就读初中的孩子，面临城乡分流和普职分流交叠在一起的第二次筛选：最优秀的学生去城市高中；次优学生读本县高中；去不了普高的去本县职中、私立民办高中，或者上“3+2”五年大专；个别家庭实在无力提供支持且孩子成绩较差的则直接进入社会。

　　梁欣然提出，自己在项目一线对县中教育最核心的观察是“教育是和政策严密绑定在一起的”，某种程度上，能够与PEER合作开展项目的县中已经是相对开放的学校了。但是在更大的县中外延里，林小英老师则观察到：“对于县域教育的参与者而言，政策告知与政策感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以普职分流政策为例。林小英老师调研发现，县域中学为了完成普职分流的政策要求，甚至早在初三就会到各个学校进行职业分流的宣传动员，宣讲职中的办学和开设的专业，提前进行春季招生。甚至为了完成义务教育阶段“零辍学”的要求，已经确定去读职中的孩子，仍可以在原本的初中保留学籍，直到拿到初中毕业证为止。

　　从论文《公平与认同：普职分流政策民众阻抗的舆情分析与教育治理改进》来看，即使并非县域教育的参与者，其观点也与政策面传达的内容相距甚远。

　　该论文的作者指出，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业教育法》”)把原法中“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修订为“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体现了国家对普职教育双翼并进、优质均衡发展的理念，表明的是我国教育多样化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但是从网络上对于新《职业教育法》的评论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依旧被视为一众“淘汰教育”，偏见严重。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教育结果公平难以保证等问题饱受诟病，让职业教育难以摆脱“差生教育”“淘汰教育”“低层次教育”的“标签”。

　　此外，作者还提到，即使针对职业教育的利好政策频出，但是在现实层面却进展缓慢。“从2019年教育部批准首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起，到2022年6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职业本科学校迎来了首届本科层次毕业生，标志着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纵向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然而，当前我国却仍没有一所职业本科学校独立招收职业教育学轨的专业型研究生，在落实“职教高考”制度与完善相应“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的同时，缺乏彰显职业教育特色的职教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与考试招生办法，与普通教育学轨相比，职业教育学轨的学历提升渠道不对等、不通畅。”

　　“教育总是被人们寄予了一切最美好的希望，需要去满足很多人类社会对意义的追求。因此，教育政策中一定表达着其想要强调的价值。”林小英老师在书中感慨。

　　但是回到现实，“往上走”的单一价值观、城乡发展割裂、政绩压力等多重因素，不断将学生与家长的期望扭曲、打碎，然后变成落在每一个县中孩子身上的残酷命运。

　　现实中，无疑有许多公益教育组织，愿意为更多孩子提供帮助、开拓视野，也无疑有更多像丽华一样的孩子，聪敏好学，只等待一个被启发的机会。而怎样让他们能够找到彼此？找到彼此之后，又怎样在竞争的浪潮中寻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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